每日中午吃罢医院的配餐,社工们就会来帮助病人活动身体。谢绝了社工的搀扶,我独自去走廊遛达。
走廊的尽头传来一阵乐声,我循声走进西5病区休息室,里面坐着许多的老人。他们大都是中风患者,坐在社工们推着的轮椅上,手和头不住地抖动,但还是勉力冲着我微笑。
一架老式的钢琴前,坐着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她也是一位义工,是来组织病人们弹琴唱歌的。歌曲都是六、七十年代的老歌,象<You Are My Sunshine>,<Morning Has Broken>......
我和老人们一起唱着,感觉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身体里涌动。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病痛似乎消失,颓唐和孤寂也荡然无存。
告别了可爱的老人们,我没有回病房,而是走进医生办公室,要求出院。因为我感到,没有必要再让政府每天花费1000多加元的住院费,还是让给那些亟待救治的人们吧。
和照顾了我两天的护士们告别时,我跟他们说:“等我病好了,想来医院做几天义工。”
走廊的尽头传来一阵乐声,我循声走进西5病区休息室,里面坐着许多的老人。他们大都是中风患者,坐在社工们推着的轮椅上,手和头不住地抖动,但还是勉力冲着我微笑。
一架老式的钢琴前,坐着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她也是一位义工,是来组织病人们弹琴唱歌的。歌曲都是六、七十年代的老歌,象<You Are My Sunshine>,<Morning Has Broken>......
我和老人们一起唱着,感觉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身体里涌动。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病痛似乎消失,颓唐和孤寂也荡然无存。
告别了可爱的老人们,我没有回病房,而是走进医生办公室,要求出院。因为我感到,没有必要再让政府每天花费1000多加元的住院费,还是让给那些亟待救治的人们吧。
和照顾了我两天的护士们告别时,我跟他们说:“等我病好了,想来医院做几天义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