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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访谈更有意思。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访谈:对话艾未未(香港中文大学 2010.4.13)


对话艾未未



杜婷:大家好,欢迎来到 Co-China论坛,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对话艾未未。对于艾先生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从他作为一个知名艺术家,到这两年更为公众所熟悉的角色,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像他做的5.12遇难学生名单调查,包括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老妈蹄花》,大家都很熟悉。在这里我就不详细罗列艾老师做过的所有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一家德国电视台制作的关于艾未未的短片。

(放短片)

艾未未:大家好,我是艾未未。刚才那个短片是在德国电视台播的,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大家大概能够看清楚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我算是一个艺术家,同时做一些建筑、出版和策展,现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互联网上。

我的三个博客在08年同一天被关。我估计主要是因为我做了一个社会调查,是关于5.12地震死亡学生的一个调查,我们称之为公民调 查。我们主要是因为政府拒绝公开死亡学生的名单,只是给一个简单的数字,甚至这些数字也是非常不准确的。

我们给政府机构打了很多电话,我们说我们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去世了,他们是谁。那么政府说,你是谁?我说,我就是一个人。在中国作为一个人是不可能知道政府信息的,他们会认为你一定是由什么外国组织,反华势力支持的,问你是不是间谍啊,是不是CIA啊这种,所以我们的对话基本就没法进行下去。

我们给政府机构打了一百多个电话,所有的答案都是一样的。第一,你没有权利拿到这个名单;第二,这个名单是国家的机密。我想这个事情很滑稽,因为死的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问?

那么我说,那很简单,我在互联网上发动这么一个运动,我们会调查这个名单,有什么人愿意加入。很快我就得到了一百多个志愿者的反馈,反馈就是说我们都愿意加入这个活动,我们也想知道当地有多少人去世了,他们是谁。

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组织工作,发出一个问卷,因为我们不希望大家因一时热情而做这个调查,想要大家知道这个调查会有很多困难。问卷上的问题比如说你敢不敢一个人在夜里走路啊,你能不能吃川菜啊,或者四川话你懂不懂啊,需不需要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啊,还有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可能引起政府的反感,或者和警察对立会不会害怕啊。通过这个问卷,我需要让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你做的这个事,不是说只要有热情就够了,可以说是相当艰苦的一个事儿。

但是不管怎么说,后来发生的事情还是要比我们想象的困 难很多。我们知道地震房屋的倒塌,跟学校有关的倒塌,主要是发生在二十所学校,大量死亡集中在十所学校中。这些学校当地政府都做了最严格的控防,就是说不允许外人采访,不允许这些家长跟外人谈话,不允许给出这些名单。我们的活动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活动,我们的调查人员有三十次被警方控制,他们非常辛苦找到的名单,会被警察涂改掉,撕毁,然后他们的录音、录像会被没收,或者洗掉。

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我们还是非常奇迹地找到5212个人的名字,其中有4851人是有名字也有他 们的生日和他们所在学校,哪个班级,地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根据这些,我们刚刚做了一个纪录片叫做《花脸巴儿》。

由于我很好奇遇难学生名单,这些人是谁,那么我就从一个艺术家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政治活动家了,这确实是我的好奇心所至。在中国你要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是很容易的,我成为了全球有名的政治活动家,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做的还不止这些,因为基本上只要我对一些事情觉得不合理,我的直接反应就是去做一些动作,那么这些动作都会被认为是跟颠覆国家政权有关,因为这个国家政权是很容易被颠覆的。基本上你不用去考虑太多,你就是在颠覆国家政权,如果你在关心这个国家,你也是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遇到了一个很脆弱的政权。

我受伤这个事儿,刚在片子里看到,是和谭作人案有关。他是环保主义者,也同样关心5.12遇难学生名单,他做的事情也叫做公民调查,他在我们之前,但我们并不认识,我之前也不知道。当然他被当地政府起诉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已经判了五年。他的律师浦志强就和我说“艾未未,你做的工作和他很像,他被审判,你愿不愿意为他作证?”我说,当然愿意为他作证了,估计判了他就该判我了,如果我不为他作证,那么也没人为我作证了。

我去了四川,当天晚上我们发现有一辆车停在我们宾馆下面,一看就是国宝,我对他们的态度就是直接走向他们的车,问他们是不是在找我,当时他们吓的直接开车跑了。所以说很可笑,凡是秘密跟踪你的人,你就直接说你们是不是在找我。他们都是非常不愿意被人辨认出来的,当然通常没有人这样问他们,所以他们总是感觉很成功。

后来,我们刚睡了大概三个多小时,凌晨三点,我们整个楼房,就像好莱坞电影里那种情况,所有的门都被踢开,有的门是整扇门都被踢掉了。我先拨打了110报警,说有人闯入了我们住的旅馆。然后我问在门外的人你是谁,他们说是警察,我问他们怎么证明你们是警察,他说你从猫眼里看一眼,我说我为什么要看一眼,这样他们很恼火,踢开门之后就打了我。当时我觉得很正常,因为警察反正就是用来打人的。我也没当一回事儿,但头一直比较疼。

一个月以后我到德国去做展览的时候,博物馆馆长比较警惕,他说你必须去医院看一下。我去了医院,医生说你必须马上住院。那个医生是最好的脑外科医生,是慕尼黑大学的脑科医生。他当时说,我每四年,可以遇到一个人大脑内出血能出成这个样子,当时我已经失去知觉。很幸运我当时住了院,所以我现在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随便聊些什么。



现场提问:四川大地震已经快要两周年了,可是政府还没有承认豆腐渣工程的存在,那些维权的家长还在受尽打压。那你认为我们现在还能做些什么?还有就是你会不会有什么行动去关注这个四川地震两周年呢?



艾未未:四川地震是一个很好的教材。从表面看它是一个天灾,死了这么多人,但实际上暴露的问题是很多的。我们都知道四川地震学生死亡人数官方报道是5335人,我们调查出来的有5212 人, 有些是根本无法调查出来的。这个调查必须得经过政府才可能,因为政府给每一个死去的人的亲属发抚恤金,他们是有一个完整名单的。所以政府用任何理由说这个名单不好调查,太复杂或是什么,这完全是一个谎言。

那么大家都在问,为什么政府会对这么一个所谓的天灾用 各种方式来遮挡呢?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显然这里面有很大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普九”的政策,就是说在某一个时期中央政府有一个规定,所有的人都要能上学,完成9年义务教育。这个计划听上去是不错的, 像中国所有的政策听上去都是不错的。但是这是个硬性的政策,就是要在一年中盖出所有的学校来。地方政府是没有这个钱的,中央政府说我们出一半,你们出一半,比如说500块钱一平方,中央出了250, 地方这个250就拿不出来,我觉得两个250碰在一起是个倒霉的事儿。再加上整个政府的腐败、官僚等各种的情况,所以就造成了大量学校不合格。不止是四川,不止是地震灾区,全中国的这种中小学的建筑质量都是有问题的。前段时间哪儿下雪又塌一个,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凡是政策性失误,中国是从来不承认的。因为这个当初是经过政府批准的,所以只能把它遮挡过去。因为它承认了一个的话,就会带出很多个,会带出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关注过没有,四川大地震死了加起来有七八万人,七万多死亡和一万几千人失踪,失踪了这么久,大概不会回来了,除非他们是来香港读书了。政府到了今天还说是一万几千人失踪。除了学校建筑,农民的房子也是不应该塌的。但是中国人都会认为农民的房子塌了是活该的,因为农民的房子就不该结实。但是政府是有责任去检测每一所房子的安全,在中国是没有人问这个问题的。农民死了活该,学生死了是因为他是在公共建筑当中。

我们做这个事情的理由是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自我教育。遇到这种灾难的时候,大家都很痛苦,但是怎么去表达这个痛苦呢?很多人的选择都是捐款。我一分钱也没捐,我当时就是在博客上说我一分钱也不捐。我为什么一分钱也不捐呢?我说得很清楚,第一没有一个组织我能对它完全信任。第二凡是这样的灾难,政府应该拿我们的税收来付款。我们把那么多钱拿去买美国国债,美国 用这个国债去打伊拉克,或是阿富汗战争。但 是我们国内的人,老人在医院因为付不起医药费必须把氧气拔掉,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当然后来我们发现大家的捐款,百分之八九十是被政府用了,并没有完全捐到所要捐到的人手里。这么一个政府,谁能相信它呢?它做的哪件事能让人们信任它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应该给一个不信任的人捐款,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做什么?那我们至少能问问谁死了吧?这个问题是最简单的。我们想通过问这样的问题鼓励每一个人参与进来,每个人都说:我尊重我自己的情感,我为自己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到底那次事件中谁死了。



网络提问:艾老师,您觉得类似地震调查的行动普通人可以复制吗?他们没有您的影响力和名气,如果也这样去做的话会不会受到伤害?



艾 未未:这个是最不会受到伤害的一件事,就像是在地铁里买一张票一样不会受到伤害。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能复制,如果每一个人都问问题,那么政府就会被我们关在牢笼里面;如果我们不问问题,他们就会很猖狂。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政府。当然我们遇到了一个极权政府,他表现的更为猖獗。

我们问了建设部、教育部、民政部、还有公安系统等,我们有一个班子几十个人通过一年多的工作,针对每一个部门问了几百个问题,非常详尽。比如说到底拿到多少捐款?分到谁手里?怎么定性他的受灾情况?他们拿到这个钱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附加条约要签?类似的问题。

按照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政府有义务公布所有这些信息,只要公民问他们就应该公布,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例。但是我们发出了一百多封信,收到的却是完全一样的回信,这个信是在一百多个不同部门,不同级别,从中央、省里到市里到县里,所有的回信都是三个内容:第一我们该公开的都公开了;第二我们没有公开的是机密;第三你是没有权利知道这些问题的。

甚至有些单位没有给我们反馈,我们想如果他没有反馈,我们可以告他,因为这个条例规定15天不给反馈就可以告他,那我们就把他告到法院。法院开始是不受理,跟我们纠缠很久,我说那不受理我 就不离开这了,我坐在法院,说你把我抓起来算了。那法院不愿意抓我,因为他们觉得好像这又不是他们该抓我的一件事,结果他们受理了。受理了后给我回了一封信,仍然是说:我所要求公开的内容,我是没有资格知道的。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告他们这个问题,我告的只是他们不给我回信,法院完全不理这一套。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司法系统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司法不独立的话这个社会永远不可能完成任何类型的变革和自我纠正,因为它的尺度永远是变的。你可以一党独大,但是你把这个尺度定好,我们按你这个尺度来,谁都不能违反这个尺度,无论宪法也好,还是一些条规也好。你不能够说你又发牌,又作弊,又藏牌,你还逼着我们跟你玩,然后我们说你在偷牌,你说不行,我得把你关起来,因为你是在捣乱。

我们是希望通过做一些小的、具体的事,来发现问题在哪儿。然后我们把它公布在网络上让所有人看到,我们是怎么问问题的,他们是怎么回答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善都是需要被证明的,所有的恶也是需要被证明的。你必须让别人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由于有了互联网,我们有可能让所有人知道,就是他再不关心政治,他再不懂道理,那么他看了这个以后也会觉得:哦,这样是不行的。实际上我们做的也就是这些事情。



现场提问:最近一段时间感觉上网络上民众跟政府的冲突在加剧。包括 Twitter、Facebook,这些在国内已经被关闭了,也就是被和谐掉了,还有很多著名人士的博客也经常出问题。你觉得这种冲突在加剧,它是不是体现出中国的民主程度在加强?您觉得中国民主的现状是怎样的?民众的民主意识是怎样的?另外就是政府突然加大了对网络的监控力度,您觉得是他有没有一些背后的原因,他想隐藏一些什么?或者是说他怕的是什么?



艾未未:这一两年我们可以看到政 府对网络的封锁,或者说企图做一些封锁,力度是非常大的。当然没有人去公布他们花了多少钱,按道理我们可以问我们为了网络管制到底花了多少钱,这个你总应该告诉我们吧,你花了我的钱,你不告诉我。这种问题在中国,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问的,但是很少有人去问。

我们今天老说民主民主,民主是什么?民主实际上是参与,是公民的参与,你没有参与,你就得不到民主。你不能指望这个政府给你民主,这个政府是不会给你民主的,这是一个不民主的政府。它是一个极权政权,这个政权是非常清楚的,我是靠枪和笔杆子,那么我封锁所有的信息,我让你知道的非常有限,我不让你表达,那么你的生存品质是完全受到伤害的,你没有行为的能力,因为你知道的非常有限,你说出来的话都是不对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准确的信息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能够维持?就是因为大多的人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大多数的人说我就接受这样了,没问题。实际上只要大家都不接受这个,一天这个政权就变了,非常简单。民主就是说有多少人参与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多少人说不行,这样是不可以的。

关于互联网他们到底能够做多少,我觉得他们完全是与技术革命背道而驰的。人类社会跟互联网的关系是不可断裂的,中国也一样,包括这些有钱人,包括这些疯狂的在掠夺的人,他们也是依靠互联网产生的效率,所以我相信这种封锁最终是不能成功的。已经在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看到 Google的撤离,还有很多各种封锁啊,都会使很多80后、90后的年轻人,本来根本不关心政治,甚至持一种非常 傻的爱国主义的那种都变成“不行,你侵犯了我的权利,你不能这样做”。



网络提问:内地司法不独立,没有公信力,还有信息渠道不通畅,维权的路异常艰难,如何让更多人理解和知道呢?



艾未未:我们没有太多的路径,但是由于有互联网以后就有了改变。我觉得人类社会获得了一个最了不起的一个工具,一个个人,一个在群体中最不被注意的一个点可以和另一个点发生联系,可以把信息传递出去,让另一个人接受到这个信息,同时可以无限传递下去。这是个最新的特征,我觉得在中国这种极权国家这会使社会发生奇迹般的变化,公民的心理准备和对这个事情的认识是发生变化的基础。

我在跟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上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在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很怀疑互联网的作用,她觉得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搞得自己很激动,好像这个社会就要发生变化了一样,但是看看伊朗,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是非常傲慢的,他们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伊朗革命还是根本不可能。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事。但是我们也没别的方法。我跟她举的例子说,我们是在一个黑的屋子里,只有这一束光,我们只有这一个蜡烛,难道我们也要把这个蜡烛吹掉吗?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网络是一种可能 性,这种可能性将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变化。



现场提问: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杨佳事件对您自身的改变。第二个问题是在你拍摄的这些纪录片里,还有艾晓明老师拍摄的纪录片里,他们那些普通人的际遇有没有因为那些片子所改变?



艾未未:我先大概说一下杨佳事件。 杨佳是北京的一个年轻人,当时他应该是不到28岁。他在上海闸北区公安局冲上了一个公安的大楼,杀了6个警察,伤了4个警察,这个大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事件。当时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是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当天报纸就说他是一个很僻的人,他无业,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说他是歹徒之类的。7月3号我写的一篇博客,说一个孤僻的人仍然可以对社会有贡 献,你不去碰他,他可以一直孤僻下去,这个不是什么问题。这么一个工薪阶层的孩子骑车到上海去旅游,怎么会引发成一个这样的事件?我相信这里面有深层次的背景。当然这个问题在中国很少有人去问,只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事件很奇怪。

后来我根据这个事件的发展,一审、二审写了文章,当时比较激动,大概是写了70篇文章,我觉得我是属于有点癫狂。我是在为一个根本不可 能活下来的人在申诉,我觉得这是一个足够困难的案子。我觉得我本来应该是做律师的。他一定会死的,我觉得他应该死得清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应该说清楚。一审、二审说是公审,实际上都是预定好的人,连他的家属都不可能进去。她的母亲是失踪了大概一百多天以后出现,是被公安局控制在一个精神病院里,他母亲的名字叫王静梅,但是被改成“刘亚玲”,目的是为了不让她说出事情真相。

我的直觉好,从这个事情发生的第一 天,我就知道这个事件里面有巨大的内容。我们做了采访和调查,杨佳最后难免一死,但是整个司法系统里面漏洞百出。我和刘晓原律师两人,他从法律的角度,我从伦理的角度谈了这个问题,谈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司法、个人、不同案件之间跟社会的复杂关系,一个普通的公民和这个国家权力之间,尤其是极权国家之间可能遭遇的无法扭转的悲剧。所以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通过这个事件认识到了很多问题。关于这个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个片子,刚剪完,在一个月内会出来。



网络提问:艾老师,陈丹青认为您是左派,他说左派具有反权威,同情弱者,主张革命等特质,您认为您自己属于哪一派呢?



艾未未:我说过,左派和右派都是学者之间的事,对公民来说只有草泥马派!



现场提问:刚才您说中国很多异见人士或者被拘,或者被杀,或者被流亡海外,但是我们看到您一方面成为例如鸟巢这样的国家政权彰显物的参与者,另一方面,您也说您的博客被封,被警察抓,我想问您如何解释这个国家对您的双面性对待?



艾未未:第一,这个不是我能解释的问题。我觉得极权国家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可预测,如果它是个理性的国家,或者是可预测的国家,今天我们就不会去谈论它。我们所有的困惑、困难,都在于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怎样去对付这么一个东西。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事实上的出入,我不是国家雇佣来做鸟巢的,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关系。鸟巢是国际招标,我是和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合作的,我们是十三个被招标团队中的一个,我是受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雇佣,在他们的公司来做这个项目。这是个招标项目,就像开运动会,一个人跑得快,他赢了,你不能取消这个人的比赛资格。我个人是做建筑的,对于鸟巢的整个建筑形态我是非常喜欢的。我们很有幸赢得这个建筑项目。当然鸟巢作为一个国家权力和集权政治的非常典型的代表,这不是我们希望她被赋予的意义。我们始终认为奥运会让中国有机会和世界在同一个交流平台上走向更加民主、自由的可能,应该是一个让中国融入世界的语言和价值观的可能。很遗憾的是我在奥运会开幕之前一年意识到这不可能,这将会是一个国家政治宣传的工具。所以那个时候,我提出自己将不参与所有的活动。当时英国《卫报》说鸟巢的设计师杯葛奥运会,结果就被搞成很负面的。个人的态度是不可能不参与到政治当中去的,尤其是像我所处的位置。

关于我为什么没有被抓,呃,我很感谢他们没有抓我。



网络提问:在您的5.12调查行动中警察问的最多问题就是你们后面有什么样的组织,谁在资助你们,当时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您是怎么回答的?



艾未未:我觉得如果告诉他们我后面有一群马的话,他们不会相信。因为他们的智商低,他们对于“草泥马”到底是什么还闹不清楚。

国保到中国银行查过我的账,查账的那一天我的一个粉丝看到他们在查我的账,就问你们为什么查他的账?他们说艾未未涉嫌诈骗。我的朋友头发一下就竖起来了,他想艾老师可能做任何坏事儿,但是诈骗好像不会。当时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样的事儿大多数人遇到都会很害怕,但我当时就放到了博客上,我说他们正在查我的账,所以他们也懵了。后来外交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第二个问题就是问你们为什么在查艾未未的账,外交部发言人就楞了,他根本不知道谁是艾未未。所以我觉得把任何矛盾公开化是我最有力的武器。因为我认为我的对手,他们在把任何事情遮挡化,而我是不需要这样做的。所以我一直奉行这样的原则:公开化。

关于警察问我的问题,我也给安全部门做过很明确的回答,我说你们太低估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收买得了我。



现场提问:我的问题是关于您维权的原动力。某些艺术家说艺术是艺术,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艾未未:这是两个问题。关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很多人说艺术是艺术,艺术是非常高雅的事,而政治是很肮脏的事儿,不要把他们混在一起。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我没遇到过。在我的国家里什么东西都与政治有关,你说一句实话跟政治有关,你表达一句正常的情感和政治有关,不管怎么样做都和政治有关。从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政治的牺牲品,当你所获得 所有的信息都是被改变的信息时,你不可能跟政治无关。

关于维权的原动力,很简单,因为维权这个事儿,说得通俗点儿,就是你的一件东西被别人拿走了,你会很高兴么?当然不会。除非你不认为拿走的东西是你的,或者你还有另外一件。

当我们的权力,我们基本的获得知识的权力、表达的权 力,这些被拿走时,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是我所谓创作活动的基础。这就是我一直在为google说话的原因。我觉得互联网自由的交流和表达是 google公司能成功的基础,伦理道德基础,这个基础是不允许被伤害的,不像你在卖石油或者卖钢铁,你可以说煤矿塌了,死了多少人跟我关系不大。但是如果像google这类互联网公司,不去维护他最基本的理念的话,就不能够成为这样的在国际上领先的公司。包括使用者的隐私权、安全问题。每个人对于权利的认识是不同的,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权利上,每个人都是有份的。如果你不参与,你只是把这个重量放在了别人的肩上,你让那些今天在监狱的人为我们负担所有的重量,因为他们把太多的问题担在了他们自己的肩上了。



网络提问:您的所有努力就 是希望政府能够改良吗?没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了?您的最终诉求到底是改良政府还是改造政府?



艾未未:政府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明显 的矛盾,政府也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实际上我们做的所有努力,最高的要求是改良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更好的人说得好像有点儿矫情,实际上是指对他人有用的人。因为我们在谈社会,如果是个人当然无所谓,你可以选择各种类型的状态。但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你为了对他人,或者他人与你 能够有效地、有益地相处,那么一定得有一个很有效的政权,这个政府必须为我们工作,来处理所遇到的问题。当我们不具有这样的政权时,我们一定要去改造他,不然这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生存处境。

中国政府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每 天在影响着多少亿人的生活品质,一个三聚氰胺的问题,有三千万的孩子受害,这三千万人当中,结石超过四毫米的有三十万,在这三十万人的家长当中,政府说赔你两千、赔你一千块钱。拒绝接受政府协议的大概不超过三十个人。那么在这三十个人中,仍然愿意说,我们要跟政府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可能不到三个人。这三个人中有一个叫赵连海的这两天被判了,因为他是一个组织者。所以这是我们民族的现状,这不仅是政府的问题,这是所有的孩子家长的问题。



现场提问: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政府应该怎么样,或者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或者说现在这个政府能达到你的理想,还是你想把他给换掉然后让一个你想上的来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我们的政府现在还有改良的空间吗?



艾未未:我觉得这要把事情拆开来看,首先我们要变化地看问题,因为政府也是由人构成的,也是一个系统,那么它都是有改良的空间,只是我们要花多大精力的问题。关于一些原则性问题,比如说政府合法性问题,他是不是投票选举来完成的政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香港也遇到了公投和一人一票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问题,一个基 本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如果说政府愿意这样做,那当然他是一个在改良的过程。再比如说司法可以独立,那么这也是一个改良的过程;比如说新闻能够自由,我们能够允许自由报道,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可能。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政府在这些问题上是完全不让步的,那么这样的政府只有一条路。你是说把他搞掉?做掉?这么说挺狠的,估计我在回去之前就会被做掉。他们应该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很显然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讨论这些问题,好像大家都很关心也是因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缺少理性和非常缺少眼光的一个政权。



网络提问:中指办这个活动还会开展下去吗?有人批评这个活动过于情绪化,你认为这个活动的意義是什么?



艾未未:我觉得生活在今天的社会 里,不情绪化我基本认为他是死人。不可能不情绪化,因为我们活得太郁闷了。中指办是你对你所有不喜欢的东西都可以竖起中指,除非你的中指已经在东莞的工厂中被切断了,那伸出你的拇指也可以。我看到韩寒在网上做过一个“亚克西”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有共同之处,你可以做些小的努力来表现一下你的态度,做不了别的,表现一下态度总可以。



现场提问:香港其实有很多的学生非常关心中国的未来,但同时觉得非常的无力,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从中国维权人士的角度来看,你觉得香港在现在或者未来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艾未未:第一个是无力感,无力感是说你使不上劲,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国家被一个政治集团绑架以后,拥有所有的资源、军队,他不跟你以理性来谈,他动不动以其他方式来要挟的时候,不光是香港的关心政治的人,包括国际上所有的 国家都会感到无力,包括美国也会感到无力,欧洲也会感到无力。很多官员或者政府人员都问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好像做什么都没有用处。正是这样国家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拒绝谈话,拒绝对话,拒绝接受更好的意见。这个拒绝必然要带来灾难,因为它不是一个科学发展的方式。它拒绝这种可以自我调 整的可能。

香港的地位我觉得非常特殊,这两天我对香港的认识也有新的变化。年轻人在国际化和信息化以后,我相信人们对政治的关心和香港本身的位置、和中国这种政治关系都会有更深层次的讨论。大家会认识到,中国的内容是和你所处的政治环境还有今天的一些可能性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香港能做到的东西是非常多的,现在做的可能还很不够。因为我们过去的做法,都是建立在一个传统的结构方式上的,其实这个权力结构有了互联网以后正在瓦解,我相信过去形成的这种权力体系是一定会被瓦解掉的,会有很多新的可能和新的力量产生,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形成,这种表达方式自然也会体现在政治和经济和未来的,一些包括我们的工作和努力方向上,这个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网络提问:任何事情都有两 面性,但是为什么艾老师一直在挑阴暗面来说,为什么总给政府找茬?



艾未未: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问题都是有两面性的,但是两面性是由两个一面性来完成的,我的特征是我在两面性中选择了其中的一面。我认为我有很多理由去选择这一面,因为另一面是很强大的,他们是有着所有的国家机器、军队、七千万党员,然后有着无数的利益集团,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他们的,那我选择了困难的一面。这有什么问题呢?好像并没有占据太多别人的资源。



现场提问:我之前在一个访谈 上看过你说一句话,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别人的,另一种是艾未未的,当然这可能是一时的感觉,或者你现在也已经推翻了,但是我想问在艺术创作中你作为一个个体,您可以用你个人的自由意志或者想法去完成,但是当你进行公民调查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很深刻的自我怀疑吗?就是说在你和这个世界发生越来 越深刻关系的时候,在这么多复杂性之中,你会重新定义你跟这个世界跟别人的关系吗?



艾未未:在我可能成为一个完善的,或者是完美的人之前,我首先要发现我是谁,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在帮助我完成这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我是谁,我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个问题的,这个是对我最重要的问题。其他的理由,或者原因,或者道德,或者宗教,他们已经被很多人接受,或者延用了 很长的时间,这些东西怎么体现在我的生命上。我比较珍惜生命这次偶然的机会,珍惜这段没有多长的时间。我不太信仰其他方式,我只有这么一种方式,就是从自身出发,由我来做一个鉴别。当然这首先建立在我认为我和他人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如果我关心这个问题,一定 有另外的人也关心这个问题,如果我说这样做不对,也会有别人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



网络提问:今年2月您进行了21年来长安街上第一次未审批的游行,以后您是否还会行使这种权利呢?



艾未未:我跟这个政府只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我们都是变化无常的。实际上当天我正在一个市场里买东西,忽然有同事打我电话,说有三个艺术家坐在家里等你,艺术家很少找我,因为我公开说我很讨厌艺术家。所以他们找我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他说他们头上都有血。我想他们可能知道我很喜欢血。后来我回去以后,他们等不及已经走了,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那我说我得去看一下,我去了之后发现他们前一天晚上被一百多个人拿着棍棒刀具殴打。他们说艾老师我们该怎么做?像你是很有名的维权人士。我说很简单,别人侵犯了你的权利,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对不对?现在是别人下完一步棋该你下一步棋了,你很少拿到这么好的棋。他们都傻了,啊?那该怎么办?他们说政府已经给我们一个保证,给我们一个赔偿怎么样。我说了一句话,我说60年了你还相信政府,那你对镜子喊三声傻逼吧。后来他们把这句话公开出来,我发现这艺术家是真不靠谱。被打的几个艺术家说我们想维权。我说维权很简单,你不能在你这个范围内维权,因为你母亲打了你,你在家里跟它闹是没用的,你要站在街上让邻居看到。

后来我们就上街了,说去哪儿呢?就去了王府井一带,王府井一带开车是很难过去的,那走到哪儿是哪儿吧,走到长安街上我们就停下了。这条街好像叫长安街,那么宽。在这条街上停下来蛮好的,然后六个人拿出三个条幅,三个条幅必须六个人来打的,其中一个人一只手拿着条幅,一只手推着轮椅,上面坐着那个满头是血的倒霉艺术家。我们开始往前走,我对媒体没有太大兴趣,尽管我是全世界接受采访最多的人,一年最保守有六百个采访,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2个采访,从早晨睁眼到夜里。这个时侯我twitter已经用的很好了,我就直接上twitter,说我们到了 长安街,走到大街上,喊口号什么的。第二天好像《纽约时报》好多大报全部报了出来。这个世界真不错,媒体也不用了,我们自己就是媒体。所以十来个人游行,我发twitter,在长安街上完成了世界上最小的,影响力很大的一次游行。



现场提问:现在社会上经常说八十后、九十后怎么样,八十后在香港社会就是比较激进,比较 radical的example, 他们在社会里被人看称是一群比较捣乱的分子,不过我也是他们眼中八十后的一员,我也参加了反高铁苦行,想问一下,你觉得香港现在八十后的社会运动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传媒说的激进,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看法,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艾未未:我不了解香港八十后的青 年,但我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包括大陆的八零后,大陆当然情况更特殊一些,他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很忙,都去挣钱,孩子都很独立地长大,他们的交流都在网上。他们是属于网络的一代,我一直说他们是最应当被称作人的一代。我对人的定义是他们能自由获取信息,自由选择自己的知识结构,自由表达。人作为个人,只有在互联网时代之后才具有这个特征,在此之前我们所有信息的获取,知识和能力,都跟过去的旧有的权利结构、财富有关。所以我相信八零后、九零后的这些人会让这个世界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但是这个变化一定会到来。

激进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在年 轻时没有激进过,那老年一定会非常痛苦。没有激进过的人是不应该活太久的。



网络提问:在香港的内地学生组织,好多都是中共支持的,大家经常只谈风月不谈政治。在这些在香港的大陆同学中,上推特的仍然只是少数。您如何看待这个少数来推动这种改变?



艾未未:我希望中国大陆出钱支持更多的学生来国外学习或增长见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辨识能力,我相信金钱也不是能收买所有的人。尽管他们在做这种努力。我还是支持,我支持中国大陆的学生,支持学生会。至于twitter,这个当然,有的人有兴趣,有的人没兴趣,这是没法强求的事情。



现场提问:您刚刚说到任何 艺术活动都不可能和政治没有关系,但是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在您为维权奔走呼号,您在表达您的内心感受,以及您的才情之间有没有过矛盾?在立德立功立言之间,您是怎样权衡的?



艾未未:后面那一句话听不懂,我听不得什么立德立功的。 我觉得过去的所有的道德方式,他们存在过,我只能说他们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罪证。我们今天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标准和自己的内容,即使我们全无全新的内容,我们的生命仍然不够长,我们就不要把这些过去历史遗留的垃圾堆在我们的房间里,最好把它打扫出去。

关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艺术 是无法从人的情感、人的判断中抽离出来的。无论是抽象的艺术,包括最远古的艺术品,都和当时人对世界的理解、人 在宇宙中的关系的理解完全不可分割。 再强大艺术,对于人的道德伦理,有它更强的位置,这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凡是在这个问题上有矛盾的,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网络提问:有一个新浪的网 友想问艾老师,你为什么不移民,为什么还要待在这个恨之入骨的国家?



艾未未:恭喜新浪,一个非常新浪式的问题。嗯,我喜欢很脏很臭的地方。



网络评论:还有一个新浪网友回复说你之所以现在还待在中国是因为你还能忍受,如果你明天无法忍受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移民了。



艾未未:实际上,我能待在中国是因为我无法忍受。我明天能够忍受了,可能我就会移民了。



现场提问: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对于中国社会很多问题都非常关心,但我觉得很多民众认为很多事情跟他们无关,因为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不关心,不管是道德上善还是恶都与我无关。我想问的就是您认为我们这些关心社会现实的人,对那些认为社会与他们无关的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吗?改变他们能改变社会吗?



艾未未:我觉得你们应该直接打他们,你打他就跟他有关了。其实你可以这样去想,世界分两种人,一种人认为我们跟我们周围人有关,当杨佳的母亲被人关起来改了名字的时候,你会想当你母亲遭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你会怎样。杨佳在二审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到底打我了没有”,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整个中国的公检法都不能回答。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没有人敢回答,这怎能说和每个人无关呢?这跟每个人都有关。这样都说跟他无关,这样的人已经低于人的定义了,这种时候确实跟他无关。



杜婷:我补充一句,我前两天在访问艾老师的时候,艾老师当时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活得太过现实了,我们缺乏对另外可能空间的想象,缺乏对别人苦难的想象,而这大概也是一些人会认为只要未危及他自身利益时就会和他无关的原因。好,我们继续。

现场提问:我十分敬佩您的勇敢,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有很多恐惧的人,就像你说的毒奶粉事件之后 只有三个人肯跟中国政府说“这个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只有三个人肯这样做。我觉得这个恐惧感在维持中国政府的猖狂。你觉得恐惧感背后有什么忧虑,该怎么解决呢?



艾未未:恐惧大概是世界上的极权政权制造的最大的产品,我说“made in china”制造的最大的产品就是恐惧感。中 国人无时无刻不在消费着这个恐惧感,当然恐惧感会被很多事情装扮成其他样子,比如说娱乐化,或者转嫁为生存的一种必要的手段。这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很难说这个民族的病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不是医生。极权政治最大罪恶在于它污染环境,败坏教育体系,伤害最大的是人本身,人的灵魂,人的是非感,人的觉悟的可能,他们最成功的一点,也是他们最大的罪恶。这个罪恶需要很多人来声讨。罗马尼亚女作家Herta Müller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写作是为了那些没有办法再发出声音的人在写,这句话包括了很大的道德含义,即每个人生存是跟他人生存的品质和条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恐惧我们不去征服它的时候,它会延续传播下去,因为我们的父辈没有为我们作出努力,或者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恐惧,如果不做出努力,我们后代仍然会有这个恐惧。



现场提问:前段时间有个官员就说教育制度改革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一些官员我们知道他们是真心去做这些事,但是他们可能是需要一个时间。当我们社会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应该给予一种 宽容,还是我们要求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改革?



艾未未:我给你一个很清楚的回答,而且是一个最终的回答:不要给他任何时间。当一个政府用了60年 来败坏了它所有的名誉的时候,不要给它任何时间。当一个政府有着所有的资源,仍然在限制着每一个人生存权利的时候,不要给他时间。我们应该让他立刻结束。



现场提问:从我个人经验来说从08年到现在,这几年 是内地发生变化最大的几年,08年西藏骚乱之后国外有一些媒体公布假消息,之后有一些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就成立了 ANTICNN网站,到今年李庄案中网友发现的公安造假,以及最近发现在山西煤矿造假这些,我觉得有一股力量是在贯穿,你怎么看待这种力量呢?



杜婷:你是指民间力量的成长是吗?

观众:对。



艾未未:我觉得如果我们谈一个政府有问题,或者一个社会有问题,实际这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问题自然会出现。如果他们不出现,它就是一个没有问题的社会。很显然近年从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争端也好、动乱也好,发现问题层出不穷,而且问题超过了这个本来就低能的政府处理的能力。我看到他们我也很着急,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们显然处理不了,但是这个事情要归他们来处理,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一个政府,没有别的可能。中国确实处于社会变化的一个边缘上,很有幸在这个时间段跟互联网和全球化有了一个更深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



观众:一 开始这股力量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但后来这股力量转移到了国内,一些问题被网友揭示出来,比如政府造假。



艾未未:今天造假其实有难度的, 因为新闻的控制已经是不太可能,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造假揭露出来以后仍然没有一个机制来调整,我们都知道是假的,我们都知道三聚氰胺问题,我们都知道四川地震问题,那又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机制本身是没有处理能力,它的司法系统的问题,方方面面的问题,使得它只有一个手段。所以就变得很可笑,我们今天都说 政府很幼稚,但实际上他也没有别的可能性。如果它不做政治上的改革,不做体制结构的上的变化的话,我们会笑到自己的肚子都破掉。



现场提问:我在 twitter上看到您和余杰老师有一个冲突,然后他把您Block了, 因为这个冲突不是第一次,不是你和基督教徒之间,而是在维权人士之间,比如刘荻和胡佳,比如艺术圈被拆迁的时候,也有人出来骂你。我们看到很多维权人士,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但是在维权的路上会彼此掐架。您怎么去理解这些行动上很荒谬的问 题?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您对于宗教在整个中国变革当中产生力量的看法。



艾未未:两个问题,一个是我和余杰 那个王八蛋的问题,因为我怎么骂他王八蛋都没问题,他说“我是清教徒,我不骂人”,他试图影响刘晓波入教,我对宗教没什么太大问题,我只是觉得他歪曲了宗教的含义。他说“我们是没有敌人的”,那么你在监狱里好好呆着吧。我觉得一个没有敌人的人你待在哪儿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很祝福他们。我觉得人类有信仰、 有宗教是灵魂的需要,这个不懂的人最好不要乱说。我针对的是对他作为个人,我觉得任何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应该爱护宗教,不应该把宗教绑架为让自己成为在道德上有优势的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很多教徒没有奉行这个原则,他们是对宗教的亵渎,或者他们是打入宗教内部的便衣。

我觉得任何类型的宗教,或者是说 群众组织、群体,都是限制极权的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需要复杂的社会,我们需要有不同类型的情感和我们的理想寄托的空间。这些空间无论在什么样的外衣下我都相信它对人是有益的。



现场提问:您通过互联网上的言论影响了非常多年轻人,我知道还有一批年轻人在您身边工作和学习。所以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通过现实通过言论通过工作来改变自己。另外一个就是您身边的年轻人在您身边工作之后做出了怎样的改变是令您最欣慰的。



艾未未:我最欣慰的是我周围的年轻人,他们多数都说:“艾老师,我听了您那句话以后我就退学了,我就不想上学了,我能来你这么?”我说你当然可以来我这。然后他们在我这工作,最大的麻烦是他们不走了。我观察了一下我旁边的年轻人,我比较欣赏的年轻人是他们有独立行为能力,他们可以一个人走向 一个方向,可以在孤独中生存。他们有这种自我辨识的能力,他们很自信。其他的知识和能力我觉得都很低,因为是学生,因为没有经验,不是每个人生来就应该有很强的能力,能力实际上是对人很大的一个考验。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能够有一种对自我信任以及快乐的能力。他们会觉得这样会使自己很愉快。我很尊重这样的人,能找到自己快乐的能力。



现场提问:生活在令人愤怒的国家,您的作品反而会表现得更平静,有很多对材料的探讨,对连接的探讨,对日常用具其他可能性的探讨,您怎么看待这种作品的转化和您生活环境的变化。



答:艺术需要找到一种方式。 Benjamin说过一句话,一个成功的作品是个人能将他的个人情感和作品剥离开来。我当然不是有意识这样做,但是可能在心理上有这个需求。我想找到一种结构或者方式,它能够有自己存在的可能,是一种可以生长的结构。这是从另一种方式来解读我和现实的关系,它有可能是你认为理想的一个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新的可能。



现场提问:从报纸上看到,泰特美术馆请您做装置艺术顾问还是策展人,在这样一个顶级画廊做这样一份工作, 您主要的任务职责是什么?



答: 我是泰特今年的项目受聘请的艺术家,伦敦泰特博物馆(Tate Gallery)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空间,150米 长30米高22米宽,在艺术展示空间中有独特的挑战性,我需要在里面做一个作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作品会在那里停留近半年左右,公众在不需要付钱进入博物馆之前就可以观赏到这件作品,所以它有一点公共艺术的特征。其他不能说太多,因为不允许。10月11号展览,希望有机会路过的话都可以去看。我是他们邀 请的第一个亚太地区的艺术家。



网络提问:您的调查行动做了很多工作,会不会因此影响您在艺术上的投入,据说您每天花8个小时上twitter,您还有时间搞艺术么?



艾未未:我不知道网友认为艺术应该怎么搞,我一直认为我不是一个什么真正的艺术家,或者一直搞艺术的艺术家,我是一个做一些很乱七八糟的事,有时候会有一些想法,那么我现在不管做什么人们都会认为是艺术,因为我已经在艺 术界的名声太大,我也不必发愁这个事了。我过去30年中,我不管怎么做什么人们也不会认为我是艺术家,因为我 那个时候好像怎么都成为不了一个艺术家,尽管我苦思冥想地要成为一个艺术家,这个世界有时是很荒谬的。



现场提问:我感觉到您把期望 和重点都放到个人的主见和吸收资讯的能力,但您怎么看待现在我们已有的民主机制,比如公众广播,好像BBC,好像议会民主,您觉得这个是未来世界不再需要 的事情吗?还是在中国不太可能呢?在香港这个有限度民主的社会,我们有一个发育不良的公众广播——香港电台,有一个发育不良的议会民主——香港立法会,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它呢?是完全推翻它,还是帮它发育呢?



艾未未:我觉得帮他发育是很难的,推翻它是可能的。咱们待会完了就可以占领公共电视台或电台,为什么不可以?我相信我们过去所有的系统都无法解决我们未来的问题,他们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失败的经验,让我们知道他们是这样的糟糕,这样的没有用处,所 以我们无论怎么不关心现实,都被强迫做出选择,因为这个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



网络提问: 当中国民主化以后,您将会继续您的艺术事业,还是会从政?您希望后人怎样书写您在历史中的价值?



艾未未:我是一个体重220磅的胖子,曾经疯疯癫癫地在世界上混了一段时间。



网络提问:什么时候中国公民 可以直选领导人?您如何看待以民众素质不高为由而拒绝民主?



艾未未:我觉得我们从明天起就可以从网路上选举我们的领导人。我们每天都可以这样做,我们每天都可以诅咒极权政治,我们可以让他们迅速死亡,而不是说“昨天他就该死,今天怎么还没死?” 民众的素质不高就是我们的素质不高,我没有办法,我们是民众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提高我们的素质就好了。



现场提问:我现在做一些有关 中国内地NGO提 高政府透明度的调查,可是我发现非常难找到这些project,我 想请问您对于这些在内地去提高政府透明度的NGO有 些什么样的看法,以及你觉得它们的前景怎么样,怎样才有一个可行的模式?



艾未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断问问题,只有加快问问题的频率和具体性,才能够使这些说谎的人,或者不愿回答的人,把他们逼到一个角落里,当然这个要有很多的技巧和能力,你要熟悉法规,从法规的角度来说是有很大的空间和支持的,只是他们不按照法规来做,当然这个时候应该把它以更清楚的方式公开,让大家看到什么人在违法,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违法,我们做的只能是告政府,当然告来告去可能他们还是不理你,但是你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都是如此善良地信仰着非暴力,所以只能是这样。



现场提问:刚才在说改变的问题时,都在谈论体制外的改变,我有很多优秀的朋友,他们在内地正在准备进入公务员这个体系里面,有些同学跟我说,与其让这些混蛋来改变,还不如让我们自己来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态度,你可否对这些即将进入体制内的人说些什么?昨天我在聚餐时看到您的儿子,您觉得他是您的希望还是说他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独立的一个人,您希望他以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艾未未:关于公务员这个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我本来说我可以竞选人大代表,我想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排斥对它有可能具有威胁的人,在经过这个过滤系统后,你还有多大的可能去改变,我很怀疑这个问题。我希望我所从事的事我的儿子都不应该知道,或者说他不应该再经历。



杜婷: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艾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总结?



艾未未:这是我做过的交流中最好的一次。




(感谢协助整理文稿的各位推友:@Maybeland @about1234567 @lilao3 @woshixinshou @gabymicah @morgan1997345 @mis_c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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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下拾英 / 乐韵书香 / 有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朋友吗?转贴一篇文章-关于艾未未的。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这不美好

    一名与体制作战的艺术家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东北边自己设计的工作室群落中生活和工作。这是一个有着古怪创造性的蜂巢式建筑,他的一位朋友称之为“寺院和罪犯家庭的交叉点。”砖混结构的通风建筑包围着种了草坪和竹子的庭院。艾和他的妻子,路青,也是一名艺术家,住在院子的一侧,几十名助手则占用了其他地方。这个地方有着一种超级开放的特质:访客们可以毫无障碍地到处走,一只叫丹尼(Danny)的老可卡犬和一群半野生的猫时常毁掉艾的建筑模型。艾白天黑夜都在这些建筑中走来走去,难于分辨他是否是在工作,近年来,分隔他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那条线越发模糊了,让二者几乎难以区分。

    三月的一个早晨,艾未未在他餐厅里的一张足以举行中世纪宴会的木桌子的一头独自吃一碗面条。阳光通过两层楼高的窗户射入室内。他左手边的墙上挂着的一幅作品是他于1993年所修改的一张政府宣传烟花爆竹危险性的海报,图中一只缠着绷带的大手正在驱赶旁观的鸟儿。“我的妻子讨厌这个,”他说。

    但是,艾未未认为,这个手势能引起广泛的共鸣。现代艺术博物馆拥有一组他在埃菲尔铁塔、白宫、天安门广场和其他一些地方竖中指的照片。这些照片前景模糊,他把这组亵渎性的、各式各样的旅行照称为“态度研究”。《时代》的霍兰德·考特(HollandCotter)评价这组照片“体现了一名艺术家的多变感,他的角色一直是刺激、打破学术小丑的程式化”。

    53岁的艾未未大腹便便,头发剪得很短,有一张肉感且表情丰富的脸,花白的胡须一直垂到胸前。加上他狡黠又带点古怪的幽默感,艾的整体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弟弟艾丹告诉我,“他的胡子就是他的妆容”。在他艺术生涯的头二十年里,艾未未(发音是“EyeWay-way”)创作的是一幅不拘一格、无规则可言的艺术流“作品”:在赌博和买卖古董的间隙,他还做安装、摄影、家具、绘画、书籍和电影——如彼得·施戴尔(PeterSchjeldahl)在他的杂志中所写的,记“一名时不时灵光乍现的概念论者”。然而近几年,艾不屈不挠的无畏精神和想象力将他推到了一个更为显著的位置——中国著名的挑衅型创新者。今年,艾打算举办15场团体展和5场个人展,包括10月份铺满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Modern)的教堂风格的涡轮大厅(TurbineHall)这样让人梦寐以求的展览。泰特的馆长文森特·图多利(VicenteTodolí)称艾的展览是“当今最具社会性的艺术作品之一”。

    有时,艾似乎天生不会合作。作为一名艺术顾问,他曾为设计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国家体育馆的瑞士公司赫尔佐格·德穆龙(Herzog&DeMeuron)工作。但是,在奥运会开幕前,他以北京奥运会是掩盖了中国问题的“假笑”为由,断绝了与这场盛事的关系。当他被便衣国保跟踪——这事时而发生——他喜欢称他们为警察,重叠设置的警察机关形成了一种马克思兄弟式(MarxBrothers)译注:马克思兄弟(MarxBrothers)是一队知名美国喜剧演员,由五名亲生兄弟组成,他们在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的百年最伟大男演员中排第20名。“一部写坏了的荒诞小说,”他如此形容。

    最近,艾被邀请创作一个作品来补充哥本哈根平时放置爱德华·艾瑞克森(EdvardEriksen)的小美人鱼雕像的著名景点,因为小美人鱼雕像正被租借到上海[参加世博会]。艾决定建造一个能现场直播小美人鱼在临时的中国之家的情况的闭路电视系统。丹麦人觉得艾设计的超大监视摄像机没什么吸引力。“这是我们的真实生活”,艾说,“每一个人都处在某种监视之下。这不美好。”

    在我们交谈的几天之前,艾为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中国艺术家团体提供了支持,这些艺术家抗议以发展的名义推平他们的工作间的计划。艾的工作室没受到影响,但这些艺术家找到艾,希望他给出建议。艾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抗议了又没人能报道,你们就如同是在自己家中抗议。”
    艾与其他几位艺术家在北京市中心的长安街上演了一场“散步”译注:见《环球时报英文版:20名艺术家在长安街游行抗议》。由于长安街毗邻天安门广场,这次活动是一个强大的象征性姿态。在他们行进了几百码之后,警察平和地将他们拦下,但他们的壮举所吸引的注意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界。一位著名的法律活动家,浦志强告诉我:“20年来,我一直认为在长安街举行抗议活动超过了当局的容忍底线。但艾这么做了,而他们又能怎么着呢?”

    由于艾兼具活动家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他赢得了一个专属于他的独特标签:一名冒着相当大的入狱风险的卖座的世界级艺术明星。“有人说,他这是在做某种行为艺术,”一位中国画家及社会批评家,陈丹青,告诉我,“但我相信很早以前他就已经超越了这一定义。他所做的是更有趣、也更难说清楚的事,”陈说,“他想看看[仅靠]一个个体的力量能走多远。”

    艾未未的父亲艾青是中国重要的文学人物之一,艾未未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却处在尴尬的角落,他从未被自己的国家邀请举办任何一次大型展览,与其同行的关系也不愠不火。“画廊和杂志社送他东西,他甚至都不打开看一眼,”作为艾未未助手之一的一名年轻艺术家赵赵说。受投机者和中国新一代大款们的拉动,中国的艺术作品在最近几年价格飙升,但艾仍然基本保持着边缘化,他的作品的售价也从未与他高涨的声誉相匹配:一对巨大的淡水珍珠陶瓷盆去年春天在苏富比拍卖行的售价是219,000美元;一张三条腿的木桌,中间向内凹陷以便一只桌脚高高地靠在墙上,二月份在佳士得拍卖行的售价是153,000美元。

    他将他的作品直接卖给收藏者或者通过小画廊出售,而不是和可以向他确保更高价格的大中介商签约。“我不喜欢那一套。”艾未未告诉我。

    艾多数时间都在路上。他在曼哈顿、切尔西都有公寓。但当他在中国的时候,他的气场以其工作室群落为辐射中心,那里对北京文化生活起到的影响类似于安迪·沃荷(AndyWarhol)译注:安迪·沃荷(AndyWarhol)是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工厂的角色,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创意人才和赞助商。如同一本中国艺术杂志《跃进》(Leap)的主编菲利普·特纳里(PhilipTinari)所说,“到艾的工作室朝圣”已经成为“造访外国艺术世界行程中的必经之地。”

    艾和他的妻子没有孩子。他和一位曾经为他的电影工作的女子因婚外情而育有一子。他们住得很近。艾从未打算做父亲。“她说,‘是的,我想要这个孩子,’“他告诉我,”我说,‘我本不认为我应该有孩子,但如果你坚持,当然,这是你的权利,那我将承担作一名父亲的全部责任’。”艾每天都能见到他的儿子,他还挺喜欢一不小心当了爸爸的感觉。

    “所谓的人类智慧,我们不应该太过高估。”艾未未说,“当意外发生,也可能变得美好。”艾穿过工作室白雪覆盖的庭院走进他的办公室,在那里六名年轻的中国和外籍助手正在电脑前忙碌着。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为艾所发起的“公民调查”——调查2008年在四川发生的地震中为什么那么多孩子死于豆腐渣学校——而工作。八十张纸贴在办公室的一面墙上——包括数以千计的死难学生的姓名和生日的表格。每一天,艾的办公室把出生在当天的地震死亡学生名单发布到Twitter上。

    “今天,有十七个孩子,”艾说,“是人数最多的一天。”他重重地坐在电脑前的椅子上,开始打字。自从去年春天艾发现了Twitter以来,他就成了中国最为活跃的用户之一,现有约36,000名追随者。

    在中国,Twitter被当局屏蔽,但仍可以通过国外的第三方服务器访问,这一简单的技术手段使得Twitter在中国成了一种流行的交流工具。艾每天在Twitter上要花八个小时。当我问他这是否影响了他进行艺术创作的时间时,他说,“我认为我的立场和生活方式是我最重要的艺术。其它艺术品或许是可收集的——你可以把它们挂在墙上——但那只是一种传统观点。我们不该就以这种方式做事仅仅因为伦勃朗(Rembrandt)曾经这么做。如果莎士比亚(Shakespeare)活在今天,他可能是在Twitter上写作。”

    艾未未近来受到了来自政府的更为严密的监控,这不令人惊讶。他写了四年的受欢迎的博客在去年春天的时候被迫关闭,仅仅几个月后,他发现他的Gmail账号被黑,设置被改变成将他的信件发送至某个陌生的地址。艾说,他的银行收到官方的问讯,检查他的财务状况,去年6月,一对侦察摄像机出现在他家大门外的电线杆上,监视着进出的人——全然不顾这种做法对这位已经在随时直播其生活的人实属多此一举。当他尝试制作纪录片DVD时,复印服务商担心会因与他的牵连而受到惩罚。“甚至色情片制作商都不干,”左小祖咒这样告诉我,他是一位为艾的影像作品工作的摇滚音乐人。

    艾从键盘边站起来,宣布是时候上法院了。在过去的一年中,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法》,他的办公室已经发出超过150封信件给政府部门,询问地震遇难者信息和建筑问题。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收到任何实质性答复。今天,他将以不回应问询为由对民政部提起诉讼。他钻进一辆黑色小轿车,车上还有一位司机和一名叫做刘艳萍(音)的女士,她负责监督此次寄信活动。“根据政策规定,政府部门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答复,”她说,抓起一叠纸放在膝盖上。我问刘女士是否是一名律师,她笑了,“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家带孩子,”她说。“艾未未在他的博客上征集志愿者,然后我给他发了一封e-mail。这项工作看起来很有趣,而且我挺好奇。”现在这是她的全职工作。(去年夏天,在她公开了对地震活动家谭作人的审判之后,她因“扰乱社会秩序”在四川的看守所里待了两天。)

    我们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这是一座高大的灰石塔楼,有着宏大的拱形入口。我们到了大楼背后一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这里处理新案子。我们通过一道金属探测门,两位穿着保安制服的年轻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漫画书。那里有一排类似银行柜台的窗口,离我们最近的那个窗口,一位穿着粉色棉衣的瘦小老妇人正对着玻璃上的方形开口大叫。“没有证据另一方怎么可能打赢?”她喊道。“他们对法庭行贿了吗?”在玻璃的另一侧,两位穿制服的妇女在听着,脸上流露着受够了的表情,看来这位老妇人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了。

    艾和刘在一号窗口前排队。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将那沓纸从开口中交给穿着褐色夹克的一名中年男子。他看上去眼神呆滞、精疲力尽。他仔细阅读了材料,发了一个问题:“你说你需要民政部公开这一信息,但你为什么对此感兴趣?”艾往前靠了靠,对着窗户上的开口说,“实际上,根据政策,每个人都有权要这一信息——而不是必须经过同意。”数个回合之后,艾和刘同意写份陈述说明他们的目的,然后他们在挤满人的等候区内找了个座位,其他人手里都拿着类似的一卷卷的材料。

    “他们不想接受这个,”艾说,“因为,一旦进入法律渠道,他们就不得不做出某种判断。”当艾和刘再次来到窗口前,已经是一小时后了。现在他们得知他们的墨水颜色用错了。书面材料必须用黑色墨水书写,而他们用了蓝色。他们坐下来重写。然后再次排队。

    “卡夫卡的城堡,”艾喃喃自语。两个小时又抻到三个小时后,我问他既然对结果没什么期望,为什么还要添这道麻烦呢?“我想证明体制失灵了,”艾说,“你不能简单地说体制已经失灵,你得走过一遍才能这么说。”在离下班只有二十分钟的时候,玻璃后面的那个人终于接受了艾和刘的申请。他们满意地转身离开。那位老妇人仍在大叫。

    艾未未总是觉得自己生在了错误的家庭——要么至少也是个命运多舛的家庭。他的父亲,艾青有着绘画基础,在十九岁时,也就是1929年,留学巴黎。在那里,他读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果戈里(Gogol),屠格涅夫(Turgenev),他后来形容这“为我拉开了帷幕,让我看见了真实的社会。”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比利时现代主义诗人埃米尔·维尔哈伦(ÉmileVerhaeren),在他笔下那些肮脏黑暗的欧洲城市让艾青联想到故乡的腐败以及不公正。他于1932年返回中国,但他与左翼人士的紧密联系引起国民党猜忌,他被送进监狱。因为无法在监狱里作画,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中,并在获释后加入了共产党,他的诗明朗、清澈、充满强烈的革命精神。他特别欣赏毛主席,他曾在一首诗歌的开头这样赞美道,“毛泽东在哪儿出现/哪儿就沸腾着鼓掌声”译注:见艾青诗《毛泽东》。1956年,在他46岁之际,他第三次结婚。他的妻子高瑛是作家协会一名年轻的会员。他们在次年诞下一个儿子。当时反右运动——毛泽东清洗知识分子的运动之一——正愈演愈烈,艾青献身党的动机被质疑。他写的一则寓言,名叫《养花人的梦》着重表达了需要给有创意的观点更广阔的天地。故事里一名只培养月季的园丁察觉自己“引起了其他种类的花卉的不满。”艾青的诗人同僚冯至攻击他说:“艾青已经陷入了反动的形式主义泥潭”。

    艾青的头衔被剥夺了,也被作家协会开除了。夜里,他以头撞墙,一遍遍地问,“你说我反党吗?”高瑛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我和艾青》中忆道,那时她和她丈夫须给他们的幼子取名,父亲打开字典,手指停在一个汉字上:威,读音“wei”,意为“力量”。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字太有讽刺性了,于是他把调子改低了些,改成另外一个“未”,意为“尚未”。他们的儿子因此成了“未,未”。

    一家人被送到东北,接着是西部边陲新疆,艾青在那里被安排的工作是清扫公共厕所,每天清扫13个。为了弄到更多吃的,他们收集屠夫们丢弃的被割下来的羊蹄,还有冻死的猪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更糟了。折磨艾青的人把墨水倒在他脸上,孩子们还朝他扔石头。他和他家人给送到戈壁沙漠边上被认为是“小西伯利亚”译注:那个地方的正式编制是144团2营8连。的一个地方,那里他们不得不住在一个“地窝子”里,这里曾用作给牲畜产仔。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五年。

    艾未未不愿意谈论他的父亲。他似乎知道此类叙述落入窠臼,变成老生常谈。他们的父子关系也比较疏远。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看他爸爸洗厕所。“那个阶段绝对是他生命的最低谷,最痛苦的时期,”艾未未说,“他好几次试图自杀。”

    那时艾未未还是个小孩,他通过做些手工活来分散注意力,他做了冰鞋和火药。他迷恋恶作剧和操场政治,结果让他的父亲戏称他为曹操,这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奸诈政客。艾的父母不能保护他们的孩子,远离艾丹所说的“压力、羞辱和绝望”。说到他的哥哥,他说,“他是个敏感、脆弱的孩子,所以他看到和听到的比别人多。”

    艾丹比艾未未小5岁,生活简朴,与他们母亲住在一间四合院里。他是位作家,不过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艾青遗产的重量:艾丹好几年都能没完成一篇作品。“中文太复杂了,”他说,脸上浮现出苦笑。艾丹告诉我,他们的父亲从未放弃对党的信任,我问他该如何理解他所受的折磨。“他相信犯错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受折磨的又有那么多,”他回答说。“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相信他们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到1976年艾青和他的家人被允许返回北京的时候,许多读者都推测他已经死了。他恢复了写作,并且从未失去反抗的天性。当1989年示威的学生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在轮椅上已经79岁高龄的艾青,让人推着到了广场。他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一道签了声明:“自由、民主、法制不是哪一天由什么上面的人赐予的。所有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必须努力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力。“他于1996年去世。

    艾未未高中毕业那年,全家人回到了北京。他那时已经对艺术有所感悟,同他家交好的一名译者朋友给了他当时被禁的书——德加(Degas)和凡高(vanGogh),这些书在他的朋友间传阅,就像无价之宝。(他也曾收到一本关于贾思坡·约翰斯(JasperJohns)译注:贾斯培·琼斯(JasperJohns),为美国当代艺术家,主要媒介为油画和版画。的书,但那些关于地图和国旗的画让他深感迷惑,于是被“径直扔进垃圾桶”。)为了练习素描,艾跑到火车站和动物园,在那里他可以找到免费的静止不动的人或物。他进了北京电影学院,不是因为对拍电影感兴趣,只是因为这是少有的可选项之一。他发现了那里的僵硬、死板、教条化,结果他与一群“星星”画会的先锋艺术家们交往日盛译注:“星星画展”是1979年有社会意义的冲击力颇大的由先锋画家举办的非官方画展。相关阅读:陈丹青:仍然在野——纪念星星画展28周年,他们挑战国家对艺术的控制,在“我们要政治民主和艺术自由”的口号下游行。他也参与了最初称为“民主墙”的政治运动,活动家们自办杂志和海报呼吁改革。

    但是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1979年,邓小平终止了“民主墙”。其核心人物魏京生被判入狱15年,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我感到我再也不能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了。”艾说。他当时的女朋友正前往费城求学,1981年2月,他加入了她的出国之行。

    在美国,艾未未学习英文,就读于纽约的帕森设计学院(ParsonsSchoolofDesign)。他陶醉于东村的魅力译注:纽约下东区东村,EastVillage,被誉为朋克精神的朝圣地,是一个从20世纪40年代就逐渐成型的艺术家街区。,对他来说“就像一座顶部不断有浓雾喷薄而出的火山”。他找到了一间便宜的地下室,靠近东七街和第二大道。他在周末流连于各个画廊,漫游于这座城市,就好像“哪里有烂泥,泥鳅就会钻进去”,这句话被艾的弟弟写进了一本叫《纽约笔记》的书里,该书由艾丹造访纽约后所写。

    帕森设计学院不怎么适合艾未未。他在工作室里出类拔萃但厌恶艺术史。“谁是毕加索的情人,我没兴趣知道。”他退了学,打一些奇奇怪怪的零工——管家、园丁、保姆、建筑工人——将主要才能发挥在大西洋城赌场的21点扑克桌上。他也在路边画肖像赚钱,但总是躲着和他同样的移民客户,因为他们总是想着讨价还价。

    琼·乐博·科恩(JoanLeboldCohen)当时居住在纽约的研究中国艺术的历史学者回忆她拜访艾所住的公寓楼的情景。“充斥着尿液的恶臭,”她说,“他住的是单间,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床放在地板上,和一台电视。而他就紧盯着电视。”她继续说着,“电视上播的是,我记得是伊朗门事件听证会。译注:伊朗门听证会涉及1986年美国里根政府出售武器给伊朗的丑闻,在1987年的听证过程中发现总统里根之前的说辞不实。政府当时面临丑闻,需要清算,需要撕开面具,烦恼不堪,这些让他兴奋极了,他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

    最后,艾的英语变得相当流利,而其他的中国艺术家也开始找他帮忙寻找纽约的文化之角。他的公寓成为了中国艺术史上有名的注脚——一处许多中国未来明星驻留过的中转站,包括电影制作人陈凯歌和冯小刚,还有1985年底来到纽约的作曲家谭盾。“他开始为我介绍,不仅是地理上,也是精神上。”谭最近这么告诉我,“我会问艾未未,‘我想见约翰·凯奇(JohnCage)。我想见劳瑞·安德森(LaurieAnderson)。译注:二人都是美国的作曲家,前卫音乐人。而他总会想方设法帮助我。”

    艾的绘画进展神速,但他却没有买家。每次搬家他都必须扔掉以前的画,重头开始。很快他放弃了绘画,开始探索其他的可能目标。他从朋友那里拿来一把小提琴,将琴弦和颈部拆掉,而换之以一把铲子,放在中间。(他的朋友可不太高兴)。当艾的母亲送给他一双皮鞋——在北京可算是贵重资产——他将其剪碎然后重新排列粘结成单只鞋子,前后各有一只脚趾。他把它称为“单人鞋”。1988年,伊森·科恩(EthanCohen),琼(Joan)的儿子,把这把小提琴、鞋,和其他一些作品囊括进了艾未未的第一次个人展览中,艺评家称之为“引人注目的新达达主义”译注:“达达主义”是兴起于一战时期的苏黎世,波及视觉艺术、文学(主要是诗歌)、戏剧和美术设计等领域的文艺运动。达达主义是20世纪西方文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颠覆、摧毁旧有欧洲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产物。对20世纪的所有现代主义文艺流派都产生了影响。。

    在包厘街(Bowery)圣马可教堂的诗歌朗诵会上,艾遇见了艾伦·金斯堡(AllenGinsberg)译注:艾伦·金斯堡(AllenGinsberg),美国诗人,“垮掉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嚎叫》。,后者曾在去北京的途中认识了艾的父亲。他开始与金斯堡交往。“他把他的诗念给我听,”艾说。“有一首是写给他母亲的——‘白色裹尸布’——我不是很理解,但是他很喜欢朗读这首诗。”艾的影响力逐渐累积。他阅读的第一本英文书是《安迪·沃荷(AndyWarhol)的哲学(从A到B,再倒回去)》。(“这本书很容易读,它以推特语言风格写成。”)但没人像杜尚(Duchamp)译注: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Duchamp)二十世纪实验艺术的先行者,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守护神”,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艺术有着重要的影响,是“达达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一样对他影响至深,杜尚颠覆正统的风格对于在学术现实主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艺术家具有相当的震撼力。艾的早期作品之一是弯成杜尚侧影的钢丝衣架。艾开始了摄影,他把突发新闻的照片卖给《时代》杂志。他记录了汤普金斯(Tompkins)广场公园的抗议活动,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场与警察的冲突。“被人威胁会上瘾,”他后来告诉中国的《南方周末》,“当掌权的人对你着迷,你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译注:南方周末上相关文章《纽约1983-1993:艾未未“那些烂事儿”》;这里提到的“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的抗议”是1988年纽约的一起著名案例,大致经过是政府动用警察,将原本自发形成的一所公园中包容多种文化的区域强行优化成“有秩序”的新区。相关阅读:《哈维: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和城市》接着他亲自尝试了一次抗议。[1989年]天安门镇压的消息传到纽约后,艾绝食抗议数天。(天安门事件后,他得到了美国绿卡。)然而那时中国现代艺术市场则很惨淡。乔恩·科恩回忆道,“我接触到的一位馆长对我说,‘我们不展览第三世界艺术。’”她说,与古根海姆(Guggenheim)联系,“不只是馆长不见我,连他的秘书都不见我。”伊桑·科恩费力地找到一些收藏家光顾艾的作品,“我拉着他们的胳膊,说道,‘你得花500美元来买未未的衣架。’”1993年4月,艾获知他父亲患病,他返回了北京。

    艾搬进了父母住的院子,艺术家们经常驻足停留,听他讲纽约的事情。1994年的一天,路青成为访客之一,她生于沈阳,是一位说话温柔的艺术家,比艾小七岁。那一年,她出现在艾最为人所知的艺术作品之一当中:一张黑白照片中她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游人中,撩起裙子,露出腿和内衣。(时间:1994年六月——六四事件五周年纪念)艾从没想过结婚——“这是恶棍们最后的藏身之所,”他对他的弟弟这么说——但是当他和路青在一起三年后,路青想要一个承诺。“然后我说,好,我们结婚吧。”艾回忆道。“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承诺,我的意思是,婚姻是什么?是吧?”在去纽约的一次旅行中,他们叫了一些朋友做见证人。“我们去了纽约市政厅,然后在那里注册了。”

    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先锋艺术呈原子化状态,而且死气沉沉。“一切都停滞不前,”冯博一,一位独立策展人和批评家回忆道。冯和艾想要点激发出些有意思的东西,但他们没有钱,也不被允许搞一场展览。于是,他同徐冰和曾小俊——两位住在纽约的艺术家——一起出版了一本由图片和散文组成的书籍。想要出版任何未经官方批准的出版物是具有颠覆性的想法,北京的出版商没有一个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他们找到中国南方深圳的一家印刷商,出版了两千本后来被叫做《黑皮书》(1994)的书籍。他们将其送给艺术家、批评家、还有其他人。后来他们又接着做了《白皮书》还有《灰皮书》,合为三部曲,在那一代艺术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文章中,艾不仅将矛头指向中国对于创造力的压制,同时还涉及了诸多敏感议题:艺术家同行们“丧失了独立批评的能力”,并且“在庸俗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中”寻找避难所。

    到1995年的时候,艾已经吸引了一些有影响的赞助者。收藏了大量当代中国艺术品的瑞士驻华大使尤里·西格(UliSigg)就成为了一名热心的援助者,尤里·西格,还有别人把艾介绍给其他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策划人哈洛德·塞曼(HaraldSzeemann)。

    2000年时,艾未未和冯博一组织了一场艺术展,作为和上海双年展的对比。该活动的中文名为“不合作方式",而它的英文名字是“FuckOff”(直译为:去你妈的)。活动最受争议的是一张[名为《食人》的]照片,艺术家朱昱在吃可辨认出是死婴的画面。

    带着正在兴起的国际声望,艾意识到现在是时候搬出他妈妈的房子了。他在北京的郊区五环附近的草场地租了一些菜地,在一个下午画出了一个工作室群落的草图。建设则花了60天,成本大约四万美金。艾没有接受过作为建筑师的专业训练。但是在完成他的工作室的设计之后,他因为建筑和安装公共艺术收到了一小部分佣金。他建立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实践之一,他称之为“法科设计”,而中文里这个名字的发音与“Fuck”(直译为:操)类似。尽管存在对原创性的质疑,这肯定了艾持久的魅力,而他却喜欢说“我对建筑一无所知”。

    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勋爵(SirNormanFoster)是艾未未艺术作品的收集者和其建筑的仰慕者。他告诉我说艾的风格是“个人主义又极其有效的”,他说“艾的建筑从某些方面让我想起了芬兰的阿尔瓦•阿尔托(AlvarAalto)译注:阿尔瓦•阿尔托(AlvarAalto)是现代建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工业产品设计的代表人物。早期的砖头作品。我这么说是赞赏之意。”根据艾的计算,这间公司在八年间完成了六十个项目。然后,在2007年,他突然宣布他将退出建筑行业。他告诉我,“建筑需要极大的细心,有着许多细节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此负完全责任,就应该放弃它。”

    回到艺术上,他一直在戏弄什么是构成艺术作品的边界线。2007年的“文献12”上,他的贡献是带上1,001名各个行业的中国人前往德国卡塞尔参观整个盛会,他把这一行动称为“入侵”。(他叫它“童话”,因为卡塞尔是格林兄弟的故乡。)这次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塑形的背后的意义可能会让约瑟夫·博伊斯(JosephBeuys)都大吃一惊,这位德国概念家的观点是“人人都是艺术家”。大多数参与的中国人从未有过护照。“有些来自少数民族的妇女甚至没有正式的名字,”艾说,“所以我们必须生造一个名字来得到护照。”他从基金会和其他渠道为旅行筹款,他的工作室设计了这次探险的每个细节,包括所有的行李箱、手环、宿舍式的生活空间——由一千零一张重新恢复的清代的木椅子组成。这一作品在中国有着特别的寓意,从西方获得的批准,包括签证,一度都有着近乎神奇的价值。陈丹青告诉我,“在过去的一百年来,我们总是在等待美国或者欧洲或者什么人的召唤。你,过来。”

    2005年,中文网新浪邀请艾开博客,他不感兴趣。“我的办公室有台电脑,但我从没碰过它。”他说。新浪答应教他,接着艾意识到博客“拥有很多不错的可能。”刚开始,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使用博客——每天贴数十张,有的时候是数百张快照,描绘他的访客、他的猫、他的漫游。他的生活正处于被监视之中,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把这个告诉给他的客人。当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国际协会的代表团造访他的工作室时,他在工作室群落四周藏了很多摄像机和麦克风,这些机器也录下了巴士司机的抱怨:“靠!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只是为了看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博客给艾带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更广的观众群。很快他就开始评论那些超出艺术范围之外的话题了。2006年三月,他写了一个叫“C”的国家,由“矮胖和无脑的老饕们”统治,他们花2,000亿元用于吃喝,和一年的军费开支等同。他盯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敏感议题。他的助手赵赵说:“他一边读着新闻一边说,‘怎么会这样?’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他还是说同样的话。”他和一个备受瞩目的浸透了爱国主义的自豪感的项目——一条通往西藏的新铁路——卯上了劲。他写道,新铁路将会“不可避免地让当地文化加速消失。”他颠覆了中国人通常表示异议的方式:喜欢直言不讳、出语惊人而不是以暗示、匿名的方式。他以自己的透明让体制蒙羞。凯伦·史密斯(KarenSmith)是一位在北京的批评家和博物馆长,也是去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艾未未的书的作者。在她眼里,艾正在把他的博客变成一个公共空间,其活跃度堪比”任何意大利文艺复兴高潮时期的教堂或大广场。“四川大地震10个月后,中国政府说它仍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在倒塌的学校中遇难,更不要提他们的名字了。艾未未用即使对他来说也算异乎寻常的严厉语言,给灾区的负责官员们写了一封信,“他们以维稳的名义隐藏事实。他们恐吓、监禁、迫害那些要求知道真相的父母们,他们明目张胆地践踏宪法和基本人权。”

    2008年12月,他发起了一个行动,尽可能地收集[遇难]学生的姓名。他让志愿者们自愿加入然后送他们去四川调查。他们收集了5,212个名字译注:据艾未未工作室披露的信息,“公民调查”一共收集到的遇害学生信息为5,214名,确定年龄、地区、学校、班级等完整信息的遇难学生为5,192人。,然后与他们的家长、保险公司和其他信息源做了交叉互查。(之后政府给出的官方名单是5,335人。)2009年5月27日,警察拜访了艾未未及其母亲,询问他的活动。艾以一封网络公开信作为回应:“删除我的博客,我忍了;监控我的电话,我忍了;监视我的住处,我忍了。但是冲进我家里,并在我76岁的老母亲面前威胁我是我无法容忍的。你们不能理解人权,但是你们是否知道一点点《宪法》?”接着,他的博客被关闭。

    几个月之后,艾去了四川省会成都出席地震活动家谭作人的庭审,后者被控“颠覆国家罪”。8月12日凌晨三点,正当艾在宾馆房间睡觉时,警察敲门并命令他开门。艾回答说自己无法确信对方的身份,与此同时艾拨打了报警电话(并打开了录音设备,录下了这一场面)。电话还没接通,警察已经破门而入,一通拳打脚踢,他的右颧上被重重地打了一拳。“大概3、4个人,”他告诉我,“他们拽我,扯我的衣服,打了我的头。”

    警察将他和11名志愿者、助手带到了另外一家旅馆,羁留直至当天晚上,谭的案件审理结束之时。艾和他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将他们被羁留的过程拍摄下来,并且将录像的片段编辑成纪录片后上传到了互联网上译注:这部被命名为《老妈蹄花》的纪录片有多处地址可以下载。如果你还找不到可以看这里https://docs.google.com/Doc?docid=0Ae9jWMoUhgV1ZHd0cjJ2NV81NGQ5MnI0d3E1。。四周后,当艾在慕尼黑准备一个展览的时候,他感到持续头痛和左臂无力。在他就诊后,医生发现他有硬膜下血肿——他的右侧大脑内有一堆血块——因为遭受钝性暴力所致。医生认为这危及生命,于是连夜对他进行了手术。从医院的病床上苏醒后,艾将他的大脑扫描图片和医生的诊断复印件发布到了Twitter上。(七个月后,艾说他已经恢复了,除了容易感到疲劳以及有时候想不起来要说的话。)然后,他继续着手准备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展览:在慕尼黑的德国艺术之家(HausderKunst)展览馆的一面巨大的外墙上,用马赛克的方式铺开了九千个定制的彩色学生双肩书包,组成了一幅巨大的挂毯悬挂在展览馆外。不同颜色的书包拼写出的几个巨大的中文字是来自地震中失去孩子的一位母亲的悲痛之语——“她曾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地生活过七年。”译注:这一展览的片段可以在文后的“CNNAmanpour访谈艾未未”的视频中看到。

    当艾的生活和工作带上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后,他在中国艺术圈中人的眼里也越来越离经叛道。我询问与艾合作办“去你妈的”展览的主办人兼艺评家冯博一,其他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艾的。冯博一回答说,“有些人非常崇拜他,尤其是艺术圈之外的年轻人。但是其他一些艺术家们的观点也很流行,他们攻击他只是哗众取宠。他们不承认他的方式。”艾的批评者们认为他太急于满足西方人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期望,太一厢情愿地将今日复杂的中国状况用一种类黑白照片那样绝对的方式压缩呈现,以吸引外国人的同情。艾的大多数展览都在国外这一事实激起的批评是他更喜欢让外国观众将他们自己的道德判断投射到创作者本人身上,而没有与中国混沌的现状关联起来。(网上的评论猜测他已经放弃了他的中国公民身份,这种评论多到这种程度,艾感到了压力,将自己的中国护照的照片贴到了网上。)

    在艺术家们走上长安街游行后,一位名叫喻高的艺术家发布了一份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谴责信,里面称艾为“汉奸”译注:喻高所写的这封信全文在这里可以看到: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275820。信中批评艾大张旗鼓的抗议行为“毁了这个与政府的对话平台”。喻高还在信里写道“至于这个维权英雄,谁爱当谁当,这就是一张小丑的面具。”这些批评的张力所表现出的敏感性正是艾的项目中反映的核心问题: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检视自己在一个不自由但是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闭国家中的角色。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艺术家和当局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九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当局一而再地重演艺术与集权主义之间的老戏:逮捕裸体的行为艺术家、关闭先锋试验艺术展、铲平地下艺术家聚集的村落。

    然而,利润已经改变了各方思考的优先级。到2006年,像张晓刚、岳敏君和陈逸飞这些艺术家中的佼佼者的作品在拍卖会上每件可以卖到超过一百万美元。在2007年,大陆和香港的拍卖行的收益猛地跃至世界第三位,仅仅落后于美国和英国。虽然政府的屏蔽仍然是个干扰因素——例如对毛泽东的讽刺肖像画就不得在主流画廊里存在——但是政府发现让中国艺术丧失反抗热情的最佳手段就是去“拥抱”艺术:在威胁要关闭798工厂好几年后——这个原来的军工厂的电子车间演变成了画廊和工作室的聚集地——北京市政府将它设计成了一个文化地标。现在,这个地方成了游客众多的“创意工业园”。

    为了理解对艾的立场的批评,我拜访了徐冰,他在八十年代就声名鹊起,引人注目。当时他创作了许多备受争议的作品,包括《析世鉴—天书》译注:关于这一作品的介绍和部分评价见此:http://gz.fjedu.gov.cn/meishu/ShowArticle.asp?ArticleID=5710,这是一套由手写的书页和古代经卷式滚动条构成的书,假的象形文字构成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这些文字是对古板的中国文学的无声批评。徐冰去了美国,并在那里获得成功,不但荣获麦克·阿瑟奖译注:“麦克·阿瑟奖”或称“麦克·阿瑟天才奖”是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项。徐冰1999年获此殊荣。,他的艺术作品的价格也扶摇直上。他一度和艾是好友——当艾离开东村的公寓时,是徐冰接手的,徐冰还曾参与编辑了黑、白、灰系列颜色书[见前]——但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了。

    两年前,徐放弃了国外的地位,返回北京成为中央美院这一官方最高艺术学院的副校长,这震动了中国艺术界。我问徐是什么促成了艾的政治活动。“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如民主和自由,这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从冷战时期留下来的东西,”徐说,“这些东西不是没有价值——它们有价值——在今天的中国他有他的作用。意义重大且有必要。但当我回到中国,我认为中国与他回来那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地方,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问题,象是贫富差距、农民工问题等等。但是它也真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得如此迅速。我很感兴趣于这为什么会发生。

    “我的学校总是会议不断。”他继续说。这是国营组织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你会发现这些会议确实很无聊,也无用。有时,在会议上,我会写散文,其他人还以为我在记笔记,以为我正全神贯注。有时我想,中国每天都在开会,这些会议又这么没有意义,而中国仍在迅速发展。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其中必有原因。这就是让我感兴趣的。”他补充说,“我们不能总是抱着冷战思维,特别是在今日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和冷战时期的中国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我离开之前,徐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象艾未未那样,否则中国就没法发展了,对吗?不过如果中国无法容忍一个像艾未未那样的人,那就有问题了。”事实上,中国最终能容忍艾未未到什么程度将是衡量中国是否已经在向开放社会过渡的真实指标。

    目前为止,艾未未已经和他有名的家族、他自己的名人圈绝缘。尽管他举止滑稽,但对什么是真正的禁区有着微妙的感觉。(比如说,他从来没有直接从政治上挑战共产党的重要地位。)如自由派法律活动家浦志强所说:“他完全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和我正在努力拓宽限制合法权益的绝对边界。我不愿意成为政府的敌人,我相信艾也同样不愿意。“

    在法院之行的几个星期后,艾飞往成都去参观正在组装他的系列雕塑作品的青铜铸造厂,一年前他曾在那里被殴打和拘留。他的随行人员的规模,即使以他的标准来说,也可谓不小,包括随时都在拍摄他的一举一动的助手赵赵,和另外三名正在拍摄不同纪录片的摄影师。

    此次成都之行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艾在推特上实时更新了那次旅行。从铸造厂出来之后,他去了一个在地震中坍塌的学校旧址,然后开车去了一个据说埋葬了遇难学生的墓地,但是一名警卫告诉他,那里关闭了。无论是他的团队,还是Twitter上的消息吸引了某些人的注意,那天午后,我们发现可能正被一辆黑色大众汽车尾随,驾驶那辆车的是一名梳背头的男人。有一次,艾停下他的车,跑向那辆扬长而去的大众汽车。艾把这事也发在Twitter上,“他仓皇逃离了,”他写道。

    整个下午,艾都在通过Twitter邀请人们参加当地一家老妈蹄花店的聚餐,这是成都特色小吃。毫无疑问,他的粉丝们三三两两地出现了。这群充满活力的人大多是年轻的专业人员,包括律师、网页设计师和记者。这个小餐馆最后座无虚席,只得在门外摆放上折叠桌和塑料凳子。不一会儿,艾的群体就沿着人行道铺展开来。这也是一顿数码大餐,餐桌上所有人都在拍照并用手机发送Twitter更新。这很容易让人忘记Twitter在中国是被官方封锁的。

    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声音温柔的律师,她介绍说她的Twitter名字是@maplered。我问她为何而来。她答到,“艾未未不断地地寻求更多的公开信息,他是为整个社会而工作,我景仰他,我应该以他为榜样。”

    一名便衣国保正从马路对面拍摄聚餐,我问这位律师是否对来见艾有所顾虑。她说,“当然会害怕,你会害怕有一天你遇到麻烦,但是你不能让这种恐惧阻止你去做那些促使正常社会成形的事。我们想要的只是正常,一个我们可以表达悲痛和悼念死者的正常社会,一个做错事就会被惩罚的正常社会,一个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会被鼓励而不是被监禁的正常社会。”

    期间,趁着艾未未离开桌子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我问他如何看待那些批评他漠视中国实现的成就的观点,这些言论指责他正走得太远,又迫不及待。他摇了摇头,指了指坐满了人的餐馆说,“这些人都着相同的价值观。不是我虚构了他们。我正在为之努力的动机,他们也心怀感激。”正如艾所见,中国人的生活无可否认是有进步,这并不是知识分子们放弃激励、卸下社会责任的理由——相反,这些进步令这种需求显得比以前更为迫切。因为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满意于频繁出现的机会,而推迟了要求一个真正的开放社会的愿望。艾说,“我认为许多人,尤其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只是在试图给自己找借口。”

    他的一些支持者担心他忽视了风险,他最终可能入狱或者在一次海外旅行后被禁止回国,我提到了这些。“我不在乎,”他说,“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我父亲——他的一生全都在面对这些最恶劣的社会敌人。所以我对这些想得不多。“

    在成都的最后一个早晨,艾去了他的最后一站:西安路上的派出所,他想要提交去年他被当地警察殴打的正式投诉。他不确切知道警方会作何回应。这个派出所是一个漆成蓝白相间的小院办公室,院子前面停着一辆警用自行车。

    艾由律师陪同,还有其他人到了前台,一位警官问他想干嘛。”我在安逸旅馆被非法羁留和殴打,“艾说,“我现在来投诉。”警官看上去很疑惑。“谁被打了?”他问。“是我,”艾重复道。他的出现引起办公桌后小小的骚动,警官们想要搞明白怎么对付这位带着随从的大块头。然后是常见的一幕,艾掏出手机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更新:“提出问题,被合理、友好地接待了。”经过一些反复交涉,艾和律师被领到一间有一台电脑,白墙裸露的小办公室,两名警官开始记录他的投诉。

    到这个时候,那天和艾一起的所有四位摄影师跟着他进入了警察局并开始录下讯问过程。三台摄像机挤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以奇怪的角度进行拍摄,而第四台则从窗户外把镜头伸了进来。接着第三位警察带着他自己的摄像机进来,开始拍摄艾和他的随从。最后,另一位警察也加入了,他也扛着一台摄像机,开始拍摄。看到这一场面,我意识到艾已经颠倒了艺术与政治原有的逻辑:不是让艺术服务于他的抗议行为,相反,他已将独裁机器融进了他的艺术之中。异议者,和艺术家一样,都需要观众,不过我无法分辨我在这一场景中是作为记者还是某个道具,或者两者都是。

    电脑前的官员转身过来问道:“你的单位?”艾说:“我没有单位,我是名艺术家,”他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自由职业者。”

    过了一会儿,那个警察把其他人都赶了出去,只留下了艾和他的律师,并要求摄影师停止录像。两名警官要求查看我的护照,并命令我删除手持录音笔中的内容。我只是反抗了一下,没有太多动作,毕竟,还有另外四个视频可供选择,还有,美国警方大概也不乐意我在警察局里录音。

    又过了一个小时,警察局的大门再次打开。艾咧着嘴笑着走出来,“完成了!”他大声宣布。警察接受了他的投诉。他扬起双手做了一个欢乐的舞蹈动作——一种介于鞠躬和企鹅展翅欲飞的姿势。他掏出手机向Twitter公布了最新的进展。“今天前进了一点点。”在停车场里,摄像机重新恢复了拍摄。


    作者:Evan Osnos
    发表时间:2010年5月24日 《The New Yorker》P. 54
    译者:@wuaf;@SikoAlice;gzsums;Daemoneye;freetrans;
    aseede;Andy Cheng;lijialincn等合作完成
    校对:@xiaomi2020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10/05/24/100524fa_fact_osnos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这篇访谈更有意思。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访谈:对话艾未未(香港中文大学 2010.4.13)


      对话艾未未



      杜婷:大家好,欢迎来到 Co-China论坛,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对话艾未未。对于艾先生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从他作为一个知名艺术家,到这两年更为公众所熟悉的角色,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像他做的5.12遇难学生名单调查,包括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老妈蹄花》,大家都很熟悉。在这里我就不详细罗列艾老师做过的所有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一家德国电视台制作的关于艾未未的短片。

      (放短片)

      艾未未:大家好,我是艾未未。刚才那个短片是在德国电视台播的,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大家大概能够看清楚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我算是一个艺术家,同时做一些建筑、出版和策展,现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互联网上。

      我的三个博客在08年同一天被关。我估计主要是因为我做了一个社会调查,是关于5.12地震死亡学生的一个调查,我们称之为公民调 查。我们主要是因为政府拒绝公开死亡学生的名单,只是给一个简单的数字,甚至这些数字也是非常不准确的。

      我们给政府机构打了很多电话,我们说我们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去世了,他们是谁。那么政府说,你是谁?我说,我就是一个人。在中国作为一个人是不可能知道政府信息的,他们会认为你一定是由什么外国组织,反华势力支持的,问你是不是间谍啊,是不是CIA啊这种,所以我们的对话基本就没法进行下去。

      我们给政府机构打了一百多个电话,所有的答案都是一样的。第一,你没有权利拿到这个名单;第二,这个名单是国家的机密。我想这个事情很滑稽,因为死的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问?

      那么我说,那很简单,我在互联网上发动这么一个运动,我们会调查这个名单,有什么人愿意加入。很快我就得到了一百多个志愿者的反馈,反馈就是说我们都愿意加入这个活动,我们也想知道当地有多少人去世了,他们是谁。

      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组织工作,发出一个问卷,因为我们不希望大家因一时热情而做这个调查,想要大家知道这个调查会有很多困难。问卷上的问题比如说你敢不敢一个人在夜里走路啊,你能不能吃川菜啊,或者四川话你懂不懂啊,需不需要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啊,还有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可能引起政府的反感,或者和警察对立会不会害怕啊。通过这个问卷,我需要让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你做的这个事,不是说只要有热情就够了,可以说是相当艰苦的一个事儿。

      但是不管怎么说,后来发生的事情还是要比我们想象的困 难很多。我们知道地震房屋的倒塌,跟学校有关的倒塌,主要是发生在二十所学校,大量死亡集中在十所学校中。这些学校当地政府都做了最严格的控防,就是说不允许外人采访,不允许这些家长跟外人谈话,不允许给出这些名单。我们的活动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活动,我们的调查人员有三十次被警方控制,他们非常辛苦找到的名单,会被警察涂改掉,撕毁,然后他们的录音、录像会被没收,或者洗掉。

      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我们还是非常奇迹地找到5212个人的名字,其中有4851人是有名字也有他 们的生日和他们所在学校,哪个班级,地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根据这些,我们刚刚做了一个纪录片叫做《花脸巴儿》。

      由于我很好奇遇难学生名单,这些人是谁,那么我就从一个艺术家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政治活动家了,这确实是我的好奇心所至。在中国你要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是很容易的,我成为了全球有名的政治活动家,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做的还不止这些,因为基本上只要我对一些事情觉得不合理,我的直接反应就是去做一些动作,那么这些动作都会被认为是跟颠覆国家政权有关,因为这个国家政权是很容易被颠覆的。基本上你不用去考虑太多,你就是在颠覆国家政权,如果你在关心这个国家,你也是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遇到了一个很脆弱的政权。

      我受伤这个事儿,刚在片子里看到,是和谭作人案有关。他是环保主义者,也同样关心5.12遇难学生名单,他做的事情也叫做公民调查,他在我们之前,但我们并不认识,我之前也不知道。当然他被当地政府起诉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已经判了五年。他的律师浦志强就和我说“艾未未,你做的工作和他很像,他被审判,你愿不愿意为他作证?”我说,当然愿意为他作证了,估计判了他就该判我了,如果我不为他作证,那么也没人为我作证了。

      我去了四川,当天晚上我们发现有一辆车停在我们宾馆下面,一看就是国宝,我对他们的态度就是直接走向他们的车,问他们是不是在找我,当时他们吓的直接开车跑了。所以说很可笑,凡是秘密跟踪你的人,你就直接说你们是不是在找我。他们都是非常不愿意被人辨认出来的,当然通常没有人这样问他们,所以他们总是感觉很成功。

      后来,我们刚睡了大概三个多小时,凌晨三点,我们整个楼房,就像好莱坞电影里那种情况,所有的门都被踢开,有的门是整扇门都被踢掉了。我先拨打了110报警,说有人闯入了我们住的旅馆。然后我问在门外的人你是谁,他们说是警察,我问他们怎么证明你们是警察,他说你从猫眼里看一眼,我说我为什么要看一眼,这样他们很恼火,踢开门之后就打了我。当时我觉得很正常,因为警察反正就是用来打人的。我也没当一回事儿,但头一直比较疼。

      一个月以后我到德国去做展览的时候,博物馆馆长比较警惕,他说你必须去医院看一下。我去了医院,医生说你必须马上住院。那个医生是最好的脑外科医生,是慕尼黑大学的脑科医生。他当时说,我每四年,可以遇到一个人大脑内出血能出成这个样子,当时我已经失去知觉。很幸运我当时住了院,所以我现在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随便聊些什么。



      现场提问:四川大地震已经快要两周年了,可是政府还没有承认豆腐渣工程的存在,那些维权的家长还在受尽打压。那你认为我们现在还能做些什么?还有就是你会不会有什么行动去关注这个四川地震两周年呢?



      艾未未:四川地震是一个很好的教材。从表面看它是一个天灾,死了这么多人,但实际上暴露的问题是很多的。我们都知道四川地震学生死亡人数官方报道是5335人,我们调查出来的有5212 人, 有些是根本无法调查出来的。这个调查必须得经过政府才可能,因为政府给每一个死去的人的亲属发抚恤金,他们是有一个完整名单的。所以政府用任何理由说这个名单不好调查,太复杂或是什么,这完全是一个谎言。

      那么大家都在问,为什么政府会对这么一个所谓的天灾用 各种方式来遮挡呢?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显然这里面有很大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普九”的政策,就是说在某一个时期中央政府有一个规定,所有的人都要能上学,完成9年义务教育。这个计划听上去是不错的, 像中国所有的政策听上去都是不错的。但是这是个硬性的政策,就是要在一年中盖出所有的学校来。地方政府是没有这个钱的,中央政府说我们出一半,你们出一半,比如说500块钱一平方,中央出了250, 地方这个250就拿不出来,我觉得两个250碰在一起是个倒霉的事儿。再加上整个政府的腐败、官僚等各种的情况,所以就造成了大量学校不合格。不止是四川,不止是地震灾区,全中国的这种中小学的建筑质量都是有问题的。前段时间哪儿下雪又塌一个,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凡是政策性失误,中国是从来不承认的。因为这个当初是经过政府批准的,所以只能把它遮挡过去。因为它承认了一个的话,就会带出很多个,会带出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关注过没有,四川大地震死了加起来有七八万人,七万多死亡和一万几千人失踪,失踪了这么久,大概不会回来了,除非他们是来香港读书了。政府到了今天还说是一万几千人失踪。除了学校建筑,农民的房子也是不应该塌的。但是中国人都会认为农民的房子塌了是活该的,因为农民的房子就不该结实。但是政府是有责任去检测每一所房子的安全,在中国是没有人问这个问题的。农民死了活该,学生死了是因为他是在公共建筑当中。

      我们做这个事情的理由是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自我教育。遇到这种灾难的时候,大家都很痛苦,但是怎么去表达这个痛苦呢?很多人的选择都是捐款。我一分钱也没捐,我当时就是在博客上说我一分钱也不捐。我为什么一分钱也不捐呢?我说得很清楚,第一没有一个组织我能对它完全信任。第二凡是这样的灾难,政府应该拿我们的税收来付款。我们把那么多钱拿去买美国国债,美国 用这个国债去打伊拉克,或是阿富汗战争。但 是我们国内的人,老人在医院因为付不起医药费必须把氧气拔掉,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当然后来我们发现大家的捐款,百分之八九十是被政府用了,并没有完全捐到所要捐到的人手里。这么一个政府,谁能相信它呢?它做的哪件事能让人们信任它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应该给一个不信任的人捐款,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做什么?那我们至少能问问谁死了吧?这个问题是最简单的。我们想通过问这样的问题鼓励每一个人参与进来,每个人都说:我尊重我自己的情感,我为自己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到底那次事件中谁死了。



      网络提问:艾老师,您觉得类似地震调查的行动普通人可以复制吗?他们没有您的影响力和名气,如果也这样去做的话会不会受到伤害?



      艾 未未:这个是最不会受到伤害的一件事,就像是在地铁里买一张票一样不会受到伤害。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能复制,如果每一个人都问问题,那么政府就会被我们关在牢笼里面;如果我们不问问题,他们就会很猖狂。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政府。当然我们遇到了一个极权政府,他表现的更为猖獗。

      我们问了建设部、教育部、民政部、还有公安系统等,我们有一个班子几十个人通过一年多的工作,针对每一个部门问了几百个问题,非常详尽。比如说到底拿到多少捐款?分到谁手里?怎么定性他的受灾情况?他们拿到这个钱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附加条约要签?类似的问题。

      按照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政府有义务公布所有这些信息,只要公民问他们就应该公布,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例。但是我们发出了一百多封信,收到的却是完全一样的回信,这个信是在一百多个不同部门,不同级别,从中央、省里到市里到县里,所有的回信都是三个内容:第一我们该公开的都公开了;第二我们没有公开的是机密;第三你是没有权利知道这些问题的。

      甚至有些单位没有给我们反馈,我们想如果他没有反馈,我们可以告他,因为这个条例规定15天不给反馈就可以告他,那我们就把他告到法院。法院开始是不受理,跟我们纠缠很久,我说那不受理我 就不离开这了,我坐在法院,说你把我抓起来算了。那法院不愿意抓我,因为他们觉得好像这又不是他们该抓我的一件事,结果他们受理了。受理了后给我回了一封信,仍然是说:我所要求公开的内容,我是没有资格知道的。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告他们这个问题,我告的只是他们不给我回信,法院完全不理这一套。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司法系统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司法不独立的话这个社会永远不可能完成任何类型的变革和自我纠正,因为它的尺度永远是变的。你可以一党独大,但是你把这个尺度定好,我们按你这个尺度来,谁都不能违反这个尺度,无论宪法也好,还是一些条规也好。你不能够说你又发牌,又作弊,又藏牌,你还逼着我们跟你玩,然后我们说你在偷牌,你说不行,我得把你关起来,因为你是在捣乱。

      我们是希望通过做一些小的、具体的事,来发现问题在哪儿。然后我们把它公布在网络上让所有人看到,我们是怎么问问题的,他们是怎么回答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善都是需要被证明的,所有的恶也是需要被证明的。你必须让别人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由于有了互联网,我们有可能让所有人知道,就是他再不关心政治,他再不懂道理,那么他看了这个以后也会觉得:哦,这样是不行的。实际上我们做的也就是这些事情。



      现场提问:最近一段时间感觉上网络上民众跟政府的冲突在加剧。包括 Twitter、Facebook,这些在国内已经被关闭了,也就是被和谐掉了,还有很多著名人士的博客也经常出问题。你觉得这种冲突在加剧,它是不是体现出中国的民主程度在加强?您觉得中国民主的现状是怎样的?民众的民主意识是怎样的?另外就是政府突然加大了对网络的监控力度,您觉得是他有没有一些背后的原因,他想隐藏一些什么?或者是说他怕的是什么?



      艾未未:这一两年我们可以看到政 府对网络的封锁,或者说企图做一些封锁,力度是非常大的。当然没有人去公布他们花了多少钱,按道理我们可以问我们为了网络管制到底花了多少钱,这个你总应该告诉我们吧,你花了我的钱,你不告诉我。这种问题在中国,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问的,但是很少有人去问。

      我们今天老说民主民主,民主是什么?民主实际上是参与,是公民的参与,你没有参与,你就得不到民主。你不能指望这个政府给你民主,这个政府是不会给你民主的,这是一个不民主的政府。它是一个极权政权,这个政权是非常清楚的,我是靠枪和笔杆子,那么我封锁所有的信息,我让你知道的非常有限,我不让你表达,那么你的生存品质是完全受到伤害的,你没有行为的能力,因为你知道的非常有限,你说出来的话都是不对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准确的信息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能够维持?就是因为大多的人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大多数的人说我就接受这样了,没问题。实际上只要大家都不接受这个,一天这个政权就变了,非常简单。民主就是说有多少人参与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多少人说不行,这样是不可以的。

      关于互联网他们到底能够做多少,我觉得他们完全是与技术革命背道而驰的。人类社会跟互联网的关系是不可断裂的,中国也一样,包括这些有钱人,包括这些疯狂的在掠夺的人,他们也是依靠互联网产生的效率,所以我相信这种封锁最终是不能成功的。已经在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看到 Google的撤离,还有很多各种封锁啊,都会使很多80后、90后的年轻人,本来根本不关心政治,甚至持一种非常 傻的爱国主义的那种都变成“不行,你侵犯了我的权利,你不能这样做”。



      网络提问:内地司法不独立,没有公信力,还有信息渠道不通畅,维权的路异常艰难,如何让更多人理解和知道呢?



      艾未未:我们没有太多的路径,但是由于有互联网以后就有了改变。我觉得人类社会获得了一个最了不起的一个工具,一个个人,一个在群体中最不被注意的一个点可以和另一个点发生联系,可以把信息传递出去,让另一个人接受到这个信息,同时可以无限传递下去。这是个最新的特征,我觉得在中国这种极权国家这会使社会发生奇迹般的变化,公民的心理准备和对这个事情的认识是发生变化的基础。

      我在跟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上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在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很怀疑互联网的作用,她觉得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搞得自己很激动,好像这个社会就要发生变化了一样,但是看看伊朗,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是非常傲慢的,他们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伊朗革命还是根本不可能。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事。但是我们也没别的方法。我跟她举的例子说,我们是在一个黑的屋子里,只有这一束光,我们只有这一个蜡烛,难道我们也要把这个蜡烛吹掉吗?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网络是一种可能 性,这种可能性将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变化。



      现场提问: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杨佳事件对您自身的改变。第二个问题是在你拍摄的这些纪录片里,还有艾晓明老师拍摄的纪录片里,他们那些普通人的际遇有没有因为那些片子所改变?



      艾未未:我先大概说一下杨佳事件。 杨佳是北京的一个年轻人,当时他应该是不到28岁。他在上海闸北区公安局冲上了一个公安的大楼,杀了6个警察,伤了4个警察,这个大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事件。当时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是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当天报纸就说他是一个很僻的人,他无业,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说他是歹徒之类的。7月3号我写的一篇博客,说一个孤僻的人仍然可以对社会有贡 献,你不去碰他,他可以一直孤僻下去,这个不是什么问题。这么一个工薪阶层的孩子骑车到上海去旅游,怎么会引发成一个这样的事件?我相信这里面有深层次的背景。当然这个问题在中国很少有人去问,只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事件很奇怪。

      后来我根据这个事件的发展,一审、二审写了文章,当时比较激动,大概是写了70篇文章,我觉得我是属于有点癫狂。我是在为一个根本不可 能活下来的人在申诉,我觉得这是一个足够困难的案子。我觉得我本来应该是做律师的。他一定会死的,我觉得他应该死得清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应该说清楚。一审、二审说是公审,实际上都是预定好的人,连他的家属都不可能进去。她的母亲是失踪了大概一百多天以后出现,是被公安局控制在一个精神病院里,他母亲的名字叫王静梅,但是被改成“刘亚玲”,目的是为了不让她说出事情真相。

      我的直觉好,从这个事情发生的第一 天,我就知道这个事件里面有巨大的内容。我们做了采访和调查,杨佳最后难免一死,但是整个司法系统里面漏洞百出。我和刘晓原律师两人,他从法律的角度,我从伦理的角度谈了这个问题,谈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司法、个人、不同案件之间跟社会的复杂关系,一个普通的公民和这个国家权力之间,尤其是极权国家之间可能遭遇的无法扭转的悲剧。所以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通过这个事件认识到了很多问题。关于这个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个片子,刚剪完,在一个月内会出来。



      网络提问:艾老师,陈丹青认为您是左派,他说左派具有反权威,同情弱者,主张革命等特质,您认为您自己属于哪一派呢?



      艾未未:我说过,左派和右派都是学者之间的事,对公民来说只有草泥马派!



      现场提问:刚才您说中国很多异见人士或者被拘,或者被杀,或者被流亡海外,但是我们看到您一方面成为例如鸟巢这样的国家政权彰显物的参与者,另一方面,您也说您的博客被封,被警察抓,我想问您如何解释这个国家对您的双面性对待?



      艾未未:第一,这个不是我能解释的问题。我觉得极权国家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可预测,如果它是个理性的国家,或者是可预测的国家,今天我们就不会去谈论它。我们所有的困惑、困难,都在于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怎样去对付这么一个东西。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事实上的出入,我不是国家雇佣来做鸟巢的,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关系。鸟巢是国际招标,我是和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合作的,我们是十三个被招标团队中的一个,我是受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雇佣,在他们的公司来做这个项目。这是个招标项目,就像开运动会,一个人跑得快,他赢了,你不能取消这个人的比赛资格。我个人是做建筑的,对于鸟巢的整个建筑形态我是非常喜欢的。我们很有幸赢得这个建筑项目。当然鸟巢作为一个国家权力和集权政治的非常典型的代表,这不是我们希望她被赋予的意义。我们始终认为奥运会让中国有机会和世界在同一个交流平台上走向更加民主、自由的可能,应该是一个让中国融入世界的语言和价值观的可能。很遗憾的是我在奥运会开幕之前一年意识到这不可能,这将会是一个国家政治宣传的工具。所以那个时候,我提出自己将不参与所有的活动。当时英国《卫报》说鸟巢的设计师杯葛奥运会,结果就被搞成很负面的。个人的态度是不可能不参与到政治当中去的,尤其是像我所处的位置。

      关于我为什么没有被抓,呃,我很感谢他们没有抓我。



      网络提问:在您的5.12调查行动中警察问的最多问题就是你们后面有什么样的组织,谁在资助你们,当时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您是怎么回答的?



      艾未未:我觉得如果告诉他们我后面有一群马的话,他们不会相信。因为他们的智商低,他们对于“草泥马”到底是什么还闹不清楚。

      国保到中国银行查过我的账,查账的那一天我的一个粉丝看到他们在查我的账,就问你们为什么查他的账?他们说艾未未涉嫌诈骗。我的朋友头发一下就竖起来了,他想艾老师可能做任何坏事儿,但是诈骗好像不会。当时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样的事儿大多数人遇到都会很害怕,但我当时就放到了博客上,我说他们正在查我的账,所以他们也懵了。后来外交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第二个问题就是问你们为什么在查艾未未的账,外交部发言人就楞了,他根本不知道谁是艾未未。所以我觉得把任何矛盾公开化是我最有力的武器。因为我认为我的对手,他们在把任何事情遮挡化,而我是不需要这样做的。所以我一直奉行这样的原则:公开化。

      关于警察问我的问题,我也给安全部门做过很明确的回答,我说你们太低估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收买得了我。



      现场提问:我的问题是关于您维权的原动力。某些艺术家说艺术是艺术,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艾未未:这是两个问题。关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很多人说艺术是艺术,艺术是非常高雅的事,而政治是很肮脏的事儿,不要把他们混在一起。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我没遇到过。在我的国家里什么东西都与政治有关,你说一句实话跟政治有关,你表达一句正常的情感和政治有关,不管怎么样做都和政治有关。从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政治的牺牲品,当你所获得 所有的信息都是被改变的信息时,你不可能跟政治无关。

      关于维权的原动力,很简单,因为维权这个事儿,说得通俗点儿,就是你的一件东西被别人拿走了,你会很高兴么?当然不会。除非你不认为拿走的东西是你的,或者你还有另外一件。

      当我们的权力,我们基本的获得知识的权力、表达的权 力,这些被拿走时,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是我所谓创作活动的基础。这就是我一直在为google说话的原因。我觉得互联网自由的交流和表达是 google公司能成功的基础,伦理道德基础,这个基础是不允许被伤害的,不像你在卖石油或者卖钢铁,你可以说煤矿塌了,死了多少人跟我关系不大。但是如果像google这类互联网公司,不去维护他最基本的理念的话,就不能够成为这样的在国际上领先的公司。包括使用者的隐私权、安全问题。每个人对于权利的认识是不同的,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权利上,每个人都是有份的。如果你不参与,你只是把这个重量放在了别人的肩上,你让那些今天在监狱的人为我们负担所有的重量,因为他们把太多的问题担在了他们自己的肩上了。



      网络提问:您的所有努力就 是希望政府能够改良吗?没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了?您的最终诉求到底是改良政府还是改造政府?



      艾未未:政府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明显 的矛盾,政府也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实际上我们做的所有努力,最高的要求是改良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更好的人说得好像有点儿矫情,实际上是指对他人有用的人。因为我们在谈社会,如果是个人当然无所谓,你可以选择各种类型的状态。但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你为了对他人,或者他人与你 能够有效地、有益地相处,那么一定得有一个很有效的政权,这个政府必须为我们工作,来处理所遇到的问题。当我们不具有这样的政权时,我们一定要去改造他,不然这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生存处境。

      中国政府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每 天在影响着多少亿人的生活品质,一个三聚氰胺的问题,有三千万的孩子受害,这三千万人当中,结石超过四毫米的有三十万,在这三十万人的家长当中,政府说赔你两千、赔你一千块钱。拒绝接受政府协议的大概不超过三十个人。那么在这三十个人中,仍然愿意说,我们要跟政府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可能不到三个人。这三个人中有一个叫赵连海的这两天被判了,因为他是一个组织者。所以这是我们民族的现状,这不仅是政府的问题,这是所有的孩子家长的问题。



      现场提问: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政府应该怎么样,或者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或者说现在这个政府能达到你的理想,还是你想把他给换掉然后让一个你想上的来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我们的政府现在还有改良的空间吗?



      艾未未:我觉得这要把事情拆开来看,首先我们要变化地看问题,因为政府也是由人构成的,也是一个系统,那么它都是有改良的空间,只是我们要花多大精力的问题。关于一些原则性问题,比如说政府合法性问题,他是不是投票选举来完成的政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香港也遇到了公投和一人一票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问题,一个基 本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如果说政府愿意这样做,那当然他是一个在改良的过程。再比如说司法可以独立,那么这也是一个改良的过程;比如说新闻能够自由,我们能够允许自由报道,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可能。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政府在这些问题上是完全不让步的,那么这样的政府只有一条路。你是说把他搞掉?做掉?这么说挺狠的,估计我在回去之前就会被做掉。他们应该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很显然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讨论这些问题,好像大家都很关心也是因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缺少理性和非常缺少眼光的一个政权。



      网络提问:中指办这个活动还会开展下去吗?有人批评这个活动过于情绪化,你认为这个活动的意義是什么?



      艾未未:我觉得生活在今天的社会 里,不情绪化我基本认为他是死人。不可能不情绪化,因为我们活得太郁闷了。中指办是你对你所有不喜欢的东西都可以竖起中指,除非你的中指已经在东莞的工厂中被切断了,那伸出你的拇指也可以。我看到韩寒在网上做过一个“亚克西”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有共同之处,你可以做些小的努力来表现一下你的态度,做不了别的,表现一下态度总可以。



      现场提问:香港其实有很多的学生非常关心中国的未来,但同时觉得非常的无力,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从中国维权人士的角度来看,你觉得香港在现在或者未来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艾未未:第一个是无力感,无力感是说你使不上劲,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国家被一个政治集团绑架以后,拥有所有的资源、军队,他不跟你以理性来谈,他动不动以其他方式来要挟的时候,不光是香港的关心政治的人,包括国际上所有的 国家都会感到无力,包括美国也会感到无力,欧洲也会感到无力。很多官员或者政府人员都问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好像做什么都没有用处。正是这样国家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拒绝谈话,拒绝对话,拒绝接受更好的意见。这个拒绝必然要带来灾难,因为它不是一个科学发展的方式。它拒绝这种可以自我调 整的可能。

      香港的地位我觉得非常特殊,这两天我对香港的认识也有新的变化。年轻人在国际化和信息化以后,我相信人们对政治的关心和香港本身的位置、和中国这种政治关系都会有更深层次的讨论。大家会认识到,中国的内容是和你所处的政治环境还有今天的一些可能性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香港能做到的东西是非常多的,现在做的可能还很不够。因为我们过去的做法,都是建立在一个传统的结构方式上的,其实这个权力结构有了互联网以后正在瓦解,我相信过去形成的这种权力体系是一定会被瓦解掉的,会有很多新的可能和新的力量产生,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形成,这种表达方式自然也会体现在政治和经济和未来的,一些包括我们的工作和努力方向上,这个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网络提问:任何事情都有两 面性,但是为什么艾老师一直在挑阴暗面来说,为什么总给政府找茬?



      艾未未: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问题都是有两面性的,但是两面性是由两个一面性来完成的,我的特征是我在两面性中选择了其中的一面。我认为我有很多理由去选择这一面,因为另一面是很强大的,他们是有着所有的国家机器、军队、七千万党员,然后有着无数的利益集团,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他们的,那我选择了困难的一面。这有什么问题呢?好像并没有占据太多别人的资源。



      现场提问:我之前在一个访谈 上看过你说一句话,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别人的,另一种是艾未未的,当然这可能是一时的感觉,或者你现在也已经推翻了,但是我想问在艺术创作中你作为一个个体,您可以用你个人的自由意志或者想法去完成,但是当你进行公民调查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很深刻的自我怀疑吗?就是说在你和这个世界发生越来 越深刻关系的时候,在这么多复杂性之中,你会重新定义你跟这个世界跟别人的关系吗?



      艾未未:在我可能成为一个完善的,或者是完美的人之前,我首先要发现我是谁,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在帮助我完成这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我是谁,我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个问题的,这个是对我最重要的问题。其他的理由,或者原因,或者道德,或者宗教,他们已经被很多人接受,或者延用了 很长的时间,这些东西怎么体现在我的生命上。我比较珍惜生命这次偶然的机会,珍惜这段没有多长的时间。我不太信仰其他方式,我只有这么一种方式,就是从自身出发,由我来做一个鉴别。当然这首先建立在我认为我和他人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如果我关心这个问题,一定 有另外的人也关心这个问题,如果我说这样做不对,也会有别人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



      网络提问:今年2月您进行了21年来长安街上第一次未审批的游行,以后您是否还会行使这种权利呢?



      艾未未:我跟这个政府只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我们都是变化无常的。实际上当天我正在一个市场里买东西,忽然有同事打我电话,说有三个艺术家坐在家里等你,艺术家很少找我,因为我公开说我很讨厌艺术家。所以他们找我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他说他们头上都有血。我想他们可能知道我很喜欢血。后来我回去以后,他们等不及已经走了,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那我说我得去看一下,我去了之后发现他们前一天晚上被一百多个人拿着棍棒刀具殴打。他们说艾老师我们该怎么做?像你是很有名的维权人士。我说很简单,别人侵犯了你的权利,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对不对?现在是别人下完一步棋该你下一步棋了,你很少拿到这么好的棋。他们都傻了,啊?那该怎么办?他们说政府已经给我们一个保证,给我们一个赔偿怎么样。我说了一句话,我说60年了你还相信政府,那你对镜子喊三声傻逼吧。后来他们把这句话公开出来,我发现这艺术家是真不靠谱。被打的几个艺术家说我们想维权。我说维权很简单,你不能在你这个范围内维权,因为你母亲打了你,你在家里跟它闹是没用的,你要站在街上让邻居看到。

      后来我们就上街了,说去哪儿呢?就去了王府井一带,王府井一带开车是很难过去的,那走到哪儿是哪儿吧,走到长安街上我们就停下了。这条街好像叫长安街,那么宽。在这条街上停下来蛮好的,然后六个人拿出三个条幅,三个条幅必须六个人来打的,其中一个人一只手拿着条幅,一只手推着轮椅,上面坐着那个满头是血的倒霉艺术家。我们开始往前走,我对媒体没有太大兴趣,尽管我是全世界接受采访最多的人,一年最保守有六百个采访,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2个采访,从早晨睁眼到夜里。这个时侯我twitter已经用的很好了,我就直接上twitter,说我们到了 长安街,走到大街上,喊口号什么的。第二天好像《纽约时报》好多大报全部报了出来。这个世界真不错,媒体也不用了,我们自己就是媒体。所以十来个人游行,我发twitter,在长安街上完成了世界上最小的,影响力很大的一次游行。



      现场提问:现在社会上经常说八十后、九十后怎么样,八十后在香港社会就是比较激进,比较 radical的example, 他们在社会里被人看称是一群比较捣乱的分子,不过我也是他们眼中八十后的一员,我也参加了反高铁苦行,想问一下,你觉得香港现在八十后的社会运动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传媒说的激进,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看法,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艾未未:我不了解香港八十后的青 年,但我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包括大陆的八零后,大陆当然情况更特殊一些,他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很忙,都去挣钱,孩子都很独立地长大,他们的交流都在网上。他们是属于网络的一代,我一直说他们是最应当被称作人的一代。我对人的定义是他们能自由获取信息,自由选择自己的知识结构,自由表达。人作为个人,只有在互联网时代之后才具有这个特征,在此之前我们所有信息的获取,知识和能力,都跟过去的旧有的权利结构、财富有关。所以我相信八零后、九零后的这些人会让这个世界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但是这个变化一定会到来。

      激进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在年 轻时没有激进过,那老年一定会非常痛苦。没有激进过的人是不应该活太久的。



      网络提问:在香港的内地学生组织,好多都是中共支持的,大家经常只谈风月不谈政治。在这些在香港的大陆同学中,上推特的仍然只是少数。您如何看待这个少数来推动这种改变?



      艾未未:我希望中国大陆出钱支持更多的学生来国外学习或增长见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辨识能力,我相信金钱也不是能收买所有的人。尽管他们在做这种努力。我还是支持,我支持中国大陆的学生,支持学生会。至于twitter,这个当然,有的人有兴趣,有的人没兴趣,这是没法强求的事情。



      现场提问:您刚刚说到任何 艺术活动都不可能和政治没有关系,但是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在您为维权奔走呼号,您在表达您的内心感受,以及您的才情之间有没有过矛盾?在立德立功立言之间,您是怎样权衡的?



      艾未未:后面那一句话听不懂,我听不得什么立德立功的。 我觉得过去的所有的道德方式,他们存在过,我只能说他们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罪证。我们今天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标准和自己的内容,即使我们全无全新的内容,我们的生命仍然不够长,我们就不要把这些过去历史遗留的垃圾堆在我们的房间里,最好把它打扫出去。

      关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艺术 是无法从人的情感、人的判断中抽离出来的。无论是抽象的艺术,包括最远古的艺术品,都和当时人对世界的理解、人 在宇宙中的关系的理解完全不可分割。 再强大艺术,对于人的道德伦理,有它更强的位置,这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凡是在这个问题上有矛盾的,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网络提问:有一个新浪的网 友想问艾老师,你为什么不移民,为什么还要待在这个恨之入骨的国家?



      艾未未:恭喜新浪,一个非常新浪式的问题。嗯,我喜欢很脏很臭的地方。



      网络评论:还有一个新浪网友回复说你之所以现在还待在中国是因为你还能忍受,如果你明天无法忍受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移民了。



      艾未未:实际上,我能待在中国是因为我无法忍受。我明天能够忍受了,可能我就会移民了。



      现场提问: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对于中国社会很多问题都非常关心,但我觉得很多民众认为很多事情跟他们无关,因为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不关心,不管是道德上善还是恶都与我无关。我想问的就是您认为我们这些关心社会现实的人,对那些认为社会与他们无关的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吗?改变他们能改变社会吗?



      艾未未:我觉得你们应该直接打他们,你打他就跟他有关了。其实你可以这样去想,世界分两种人,一种人认为我们跟我们周围人有关,当杨佳的母亲被人关起来改了名字的时候,你会想当你母亲遭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你会怎样。杨佳在二审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到底打我了没有”,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整个中国的公检法都不能回答。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没有人敢回答,这怎能说和每个人无关呢?这跟每个人都有关。这样都说跟他无关,这样的人已经低于人的定义了,这种时候确实跟他无关。



      杜婷:我补充一句,我前两天在访问艾老师的时候,艾老师当时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活得太过现实了,我们缺乏对另外可能空间的想象,缺乏对别人苦难的想象,而这大概也是一些人会认为只要未危及他自身利益时就会和他无关的原因。好,我们继续。

      现场提问:我十分敬佩您的勇敢,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有很多恐惧的人,就像你说的毒奶粉事件之后 只有三个人肯跟中国政府说“这个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只有三个人肯这样做。我觉得这个恐惧感在维持中国政府的猖狂。你觉得恐惧感背后有什么忧虑,该怎么解决呢?



      艾未未:恐惧大概是世界上的极权政权制造的最大的产品,我说“made in china”制造的最大的产品就是恐惧感。中 国人无时无刻不在消费着这个恐惧感,当然恐惧感会被很多事情装扮成其他样子,比如说娱乐化,或者转嫁为生存的一种必要的手段。这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很难说这个民族的病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不是医生。极权政治最大罪恶在于它污染环境,败坏教育体系,伤害最大的是人本身,人的灵魂,人的是非感,人的觉悟的可能,他们最成功的一点,也是他们最大的罪恶。这个罪恶需要很多人来声讨。罗马尼亚女作家Herta Müller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写作是为了那些没有办法再发出声音的人在写,这句话包括了很大的道德含义,即每个人生存是跟他人生存的品质和条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恐惧我们不去征服它的时候,它会延续传播下去,因为我们的父辈没有为我们作出努力,或者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恐惧,如果不做出努力,我们后代仍然会有这个恐惧。



      现场提问:前段时间有个官员就说教育制度改革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一些官员我们知道他们是真心去做这些事,但是他们可能是需要一个时间。当我们社会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应该给予一种 宽容,还是我们要求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改革?



      艾未未:我给你一个很清楚的回答,而且是一个最终的回答:不要给他任何时间。当一个政府用了60年 来败坏了它所有的名誉的时候,不要给它任何时间。当一个政府有着所有的资源,仍然在限制着每一个人生存权利的时候,不要给他时间。我们应该让他立刻结束。



      现场提问:从我个人经验来说从08年到现在,这几年 是内地发生变化最大的几年,08年西藏骚乱之后国外有一些媒体公布假消息,之后有一些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就成立了 ANTICNN网站,到今年李庄案中网友发现的公安造假,以及最近发现在山西煤矿造假这些,我觉得有一股力量是在贯穿,你怎么看待这种力量呢?



      杜婷:你是指民间力量的成长是吗?

      观众:对。



      艾未未:我觉得如果我们谈一个政府有问题,或者一个社会有问题,实际这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问题自然会出现。如果他们不出现,它就是一个没有问题的社会。很显然近年从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争端也好、动乱也好,发现问题层出不穷,而且问题超过了这个本来就低能的政府处理的能力。我看到他们我也很着急,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们显然处理不了,但是这个事情要归他们来处理,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一个政府,没有别的可能。中国确实处于社会变化的一个边缘上,很有幸在这个时间段跟互联网和全球化有了一个更深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



      观众:一 开始这股力量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但后来这股力量转移到了国内,一些问题被网友揭示出来,比如政府造假。



      艾未未:今天造假其实有难度的, 因为新闻的控制已经是不太可能,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造假揭露出来以后仍然没有一个机制来调整,我们都知道是假的,我们都知道三聚氰胺问题,我们都知道四川地震问题,那又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机制本身是没有处理能力,它的司法系统的问题,方方面面的问题,使得它只有一个手段。所以就变得很可笑,我们今天都说 政府很幼稚,但实际上他也没有别的可能性。如果它不做政治上的改革,不做体制结构的上的变化的话,我们会笑到自己的肚子都破掉。



      现场提问:我在 twitter上看到您和余杰老师有一个冲突,然后他把您Block了, 因为这个冲突不是第一次,不是你和基督教徒之间,而是在维权人士之间,比如刘荻和胡佳,比如艺术圈被拆迁的时候,也有人出来骂你。我们看到很多维权人士,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但是在维权的路上会彼此掐架。您怎么去理解这些行动上很荒谬的问 题?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您对于宗教在整个中国变革当中产生力量的看法。



      艾未未:两个问题,一个是我和余杰 那个王八蛋的问题,因为我怎么骂他王八蛋都没问题,他说“我是清教徒,我不骂人”,他试图影响刘晓波入教,我对宗教没什么太大问题,我只是觉得他歪曲了宗教的含义。他说“我们是没有敌人的”,那么你在监狱里好好呆着吧。我觉得一个没有敌人的人你待在哪儿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很祝福他们。我觉得人类有信仰、 有宗教是灵魂的需要,这个不懂的人最好不要乱说。我针对的是对他作为个人,我觉得任何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应该爱护宗教,不应该把宗教绑架为让自己成为在道德上有优势的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很多教徒没有奉行这个原则,他们是对宗教的亵渎,或者他们是打入宗教内部的便衣。

      我觉得任何类型的宗教,或者是说 群众组织、群体,都是限制极权的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需要复杂的社会,我们需要有不同类型的情感和我们的理想寄托的空间。这些空间无论在什么样的外衣下我都相信它对人是有益的。



      现场提问:您通过互联网上的言论影响了非常多年轻人,我知道还有一批年轻人在您身边工作和学习。所以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通过现实通过言论通过工作来改变自己。另外一个就是您身边的年轻人在您身边工作之后做出了怎样的改变是令您最欣慰的。



      艾未未:我最欣慰的是我周围的年轻人,他们多数都说:“艾老师,我听了您那句话以后我就退学了,我就不想上学了,我能来你这么?”我说你当然可以来我这。然后他们在我这工作,最大的麻烦是他们不走了。我观察了一下我旁边的年轻人,我比较欣赏的年轻人是他们有独立行为能力,他们可以一个人走向 一个方向,可以在孤独中生存。他们有这种自我辨识的能力,他们很自信。其他的知识和能力我觉得都很低,因为是学生,因为没有经验,不是每个人生来就应该有很强的能力,能力实际上是对人很大的一个考验。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能够有一种对自我信任以及快乐的能力。他们会觉得这样会使自己很愉快。我很尊重这样的人,能找到自己快乐的能力。



      现场提问:生活在令人愤怒的国家,您的作品反而会表现得更平静,有很多对材料的探讨,对连接的探讨,对日常用具其他可能性的探讨,您怎么看待这种作品的转化和您生活环境的变化。



      答:艺术需要找到一种方式。 Benjamin说过一句话,一个成功的作品是个人能将他的个人情感和作品剥离开来。我当然不是有意识这样做,但是可能在心理上有这个需求。我想找到一种结构或者方式,它能够有自己存在的可能,是一种可以生长的结构。这是从另一种方式来解读我和现实的关系,它有可能是你认为理想的一个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新的可能。



      现场提问:从报纸上看到,泰特美术馆请您做装置艺术顾问还是策展人,在这样一个顶级画廊做这样一份工作, 您主要的任务职责是什么?



      答: 我是泰特今年的项目受聘请的艺术家,伦敦泰特博物馆(Tate Gallery)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空间,150米 长30米高22米宽,在艺术展示空间中有独特的挑战性,我需要在里面做一个作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作品会在那里停留近半年左右,公众在不需要付钱进入博物馆之前就可以观赏到这件作品,所以它有一点公共艺术的特征。其他不能说太多,因为不允许。10月11号展览,希望有机会路过的话都可以去看。我是他们邀 请的第一个亚太地区的艺术家。



      网络提问:您的调查行动做了很多工作,会不会因此影响您在艺术上的投入,据说您每天花8个小时上twitter,您还有时间搞艺术么?



      艾未未:我不知道网友认为艺术应该怎么搞,我一直认为我不是一个什么真正的艺术家,或者一直搞艺术的艺术家,我是一个做一些很乱七八糟的事,有时候会有一些想法,那么我现在不管做什么人们都会认为是艺术,因为我已经在艺 术界的名声太大,我也不必发愁这个事了。我过去30年中,我不管怎么做什么人们也不会认为我是艺术家,因为我 那个时候好像怎么都成为不了一个艺术家,尽管我苦思冥想地要成为一个艺术家,这个世界有时是很荒谬的。



      现场提问:我感觉到您把期望 和重点都放到个人的主见和吸收资讯的能力,但您怎么看待现在我们已有的民主机制,比如公众广播,好像BBC,好像议会民主,您觉得这个是未来世界不再需要 的事情吗?还是在中国不太可能呢?在香港这个有限度民主的社会,我们有一个发育不良的公众广播——香港电台,有一个发育不良的议会民主——香港立法会,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它呢?是完全推翻它,还是帮它发育呢?



      艾未未:我觉得帮他发育是很难的,推翻它是可能的。咱们待会完了就可以占领公共电视台或电台,为什么不可以?我相信我们过去所有的系统都无法解决我们未来的问题,他们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失败的经验,让我们知道他们是这样的糟糕,这样的没有用处,所 以我们无论怎么不关心现实,都被强迫做出选择,因为这个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



      网络提问: 当中国民主化以后,您将会继续您的艺术事业,还是会从政?您希望后人怎样书写您在历史中的价值?



      艾未未:我是一个体重220磅的胖子,曾经疯疯癫癫地在世界上混了一段时间。



      网络提问:什么时候中国公民 可以直选领导人?您如何看待以民众素质不高为由而拒绝民主?



      艾未未:我觉得我们从明天起就可以从网路上选举我们的领导人。我们每天都可以这样做,我们每天都可以诅咒极权政治,我们可以让他们迅速死亡,而不是说“昨天他就该死,今天怎么还没死?” 民众的素质不高就是我们的素质不高,我没有办法,我们是民众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提高我们的素质就好了。



      现场提问:我现在做一些有关 中国内地NGO提 高政府透明度的调查,可是我发现非常难找到这些project,我 想请问您对于这些在内地去提高政府透明度的NGO有 些什么样的看法,以及你觉得它们的前景怎么样,怎样才有一个可行的模式?



      艾未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断问问题,只有加快问问题的频率和具体性,才能够使这些说谎的人,或者不愿回答的人,把他们逼到一个角落里,当然这个要有很多的技巧和能力,你要熟悉法规,从法规的角度来说是有很大的空间和支持的,只是他们不按照法规来做,当然这个时候应该把它以更清楚的方式公开,让大家看到什么人在违法,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违法,我们做的只能是告政府,当然告来告去可能他们还是不理你,但是你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都是如此善良地信仰着非暴力,所以只能是这样。



      现场提问:刚才在说改变的问题时,都在谈论体制外的改变,我有很多优秀的朋友,他们在内地正在准备进入公务员这个体系里面,有些同学跟我说,与其让这些混蛋来改变,还不如让我们自己来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态度,你可否对这些即将进入体制内的人说些什么?昨天我在聚餐时看到您的儿子,您觉得他是您的希望还是说他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独立的一个人,您希望他以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艾未未:关于公务员这个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我本来说我可以竞选人大代表,我想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排斥对它有可能具有威胁的人,在经过这个过滤系统后,你还有多大的可能去改变,我很怀疑这个问题。我希望我所从事的事我的儿子都不应该知道,或者说他不应该再经历。



      杜婷: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艾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总结?



      艾未未:这是我做过的交流中最好的一次。




      (感谢协助整理文稿的各位推友:@Maybeland @about1234567 @lilao3 @woshixinshou @gabymicah @morgan1997345 @mis_c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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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关心!嘿嘿。。。我敬佩的人之一。可太长啦,慢慢看。
      • 不长不长,.有时间慢慢看。到他的博客上看他过去多年的作品,评论也很有意思。
    • 我知道这一天终会来临, 在谎言与荒谬肆虐的疯狂国度,发生在刘晓波,谭作人身上的事,一样会发生在艾的身上。一声叹息之后,只有一种悲凉,遥望故国,能以怎样的心情面对?
    • 有意无意的恶棍愚民,极尽污蔑抹黑之能事。即便在资讯自由的海外,某些中国人的认知都是这么变态混沌。
      • 你也是拿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吗?!什么东西蒙蔽了你的双眼和你的良心,你真的了解国内的现状吗?你是在中领事馆拿薪水的吧!
        • 谢谢,更希望说出那样的话是出于无知,而不是冷血与无良。
          • 我是支持艾未未的铁杆右派。我在谴责污蔑抹黑艾未未的恶棍暴徒,你们看清楚了再说。上面两位都要向我道歉。
            • OK,很高兴你想要表达的不是我们所理解到的,握个手。你的帖要是跟在下面环球时报的社评后面,就不会引起误解了。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环球时报社评: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

                被称为“前卫艺术家”的艾未未据信近日被中国警方“带走”,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权机构”迅速出面干预,要求中方立即释放艾未未,并将此事上升为中国“人权恶化”,艾未未则被称为“中国人权斗士”。


                在没搞清楚真相的情况下,就将中国司法的一个具体案例上纲上线,并用激烈的评论攻击中国,这是对中国基本政治框架的轻率冲撞,也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无视。西方这样做,是故意把一个简单的案例放到国家政治甚至国际政治的不相称位置,扰乱中国社会的注意力,并试图修改中国公众的价值体系。


                艾未未是近年来十分活跃的“行为艺术家”,也常被称“前卫艺术家”,是中国社会的特立独行者。他反艺术传统,喜欢出“惊人之语”和“惊人之举”,也喜欢在“法律的边缘”活动,做一些普通人搞不太清楚“算不算法律上出格”的事。4月1日他出境取道香港去台湾,有报道称他“手续不全”,具体情况不详。


                由于艾未未喜欢我行我素,经常干“别人不敢干”的事,而且他的身边聚集了一些类似的人,他本人大概清楚,他很多时候离中国法律的红线不远,或许他喜欢这样的感觉。客观说,在如何对待他这样的人的问题上,中国社会的经验并不多,法律的判例也不多。但只要艾未未不断“往前冲”,他有一天“触线”是很可能的事。


                十三亿中国人中,有几个艾未未这样的桀骜不驯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艺术可以强调无数例外,法律却强调对例外行为的限制和管束。没有艾未未这样的人,或法律不给他们的“突破”设立边界,这样的中国都是不真实,也不可能存在的。


                西方在无视中国司法运行的复杂环境,也无视艾未未个人行为的复杂特点,将他“被带走”这件事,用一句简单的政治口号说成是中国的“人权恶化”。“人权”真成了西方政客和媒体手里拎的一桶漆,见什么抹什么,他们在抹掉这个世界各种细致的分辨率。


                “人权”这么基本的概念,被西方搞成了仿佛同中国如此伟大的经济与社会进步互不相容的东西,这是天大的笑话,也是西方在所谓“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时,遭到中国民众厌恶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民生在发展,公权力受到的监督越来越多,公众通过互联网发表意见蔚然成风,这些都是能抹杀的吗?艾未未一个人的际遇,包括其他几个中国特立独行者的际遇,与中国的人权发展和进步,根本就摆不到同一个天平上。


                艾未未“被带走”的具体事情估计很快会明了。但总的说来,艾未未如果选择与普通人不同的对法律的态度,法律不会因为西方舆论的批评,就在一些“特殊的人”面前绕弯,做让步。历史将对艾未未这样的人做出评判,在这之前,他们有时会为自己的特殊选择付出一些代价,这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一样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前进,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让整个民族去适应他个人的好恶,这跟是否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是两回事。




              环球时报:是谁在严重违背法律精神


                中国警方7日对外表示,艾未未正因“涉嫌经济犯罪”接受警方调查,一些西方媒体在第一时间质疑中国警方的说法,坚持用自己的逻辑解读并试图影响中国。

                此前西方舆论不顾艾未未家属及境外媒体都知道艾未未被警方拘押的事实,一直称艾未未“失踪”,用这个词的特殊含义将中国政府比喻成“绑架者”。现在他们又先于中国法庭的调查断言“涉嫌经济犯罪”不能成立,宣称这种调查“非法”,但恰恰是他们的做法,在严重对抗基本法律精神,是试图制造“民主斗士”法律上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只要他们在中国从事政治对抗活动,他们就可以超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拥有“豁免权”。

                美德等国官方6日再次就“人权”公开指责中国,韩国光州市市长也公开干预艾未未案件,就像是“中东革命”以来欧美国家对外干涉“刹不住车”,他们对艾未未事件指手画脚的随意样子达到了一段时间以来少见的地步。

                艾未未被拘押,说到底是中国每天大量司法案件中的一个,它的审理公正性不会与中国所有案件公正执法的平均值有很大差距。中国法律在保障这个13亿人口大国的基本秩序,在保障中国民生、各种制度建设等人权促进元素的平衡发展,也在保障能够产生购买美国国债的那些外汇的经济秩序。中国法律是一个整体,对艾未未案的围攻是对中国法律的全盘否定。这和西方纠集一群人烧中国最高法院的大楼没什么两样。

                中国法律是这个国家的骨骼,西方试图影响艾未未案的审理,就像要给这个骨骼加上电动装置,遥控器握在他们的手里,让中国成为大而听话的玩偶。举望当今世界,这样的小玩偶已经比比皆是。

                中国是安全的,否则“自由惯了”的艾未未也不会从美国回到中国,西方的外交官、商人也不会把中国当成“最适合发展”的地方之一。但安全的地方都有一个特点:它只对守法者是安全的,对喜欢“玩玄的”人来说,安全会有底线。艾未未因“涉嫌经济犯罪”接受警方调查不意味着他肯定就能被定罪,但他是否有罪应当去法庭上说,西方的外交和舆论压力不应成为是否给他定罪的筹码。

                中国早已过了出重大冤案的时代,少数人觉得冤,一是贪官,认为自己虽贪却有功,二是少数所谓“政治异见人士”,认为中国的法律本身就是非法的,因此对他们来说“什么都不是”。艾未未曾说,中国人处在一个“黑暗”、“疯狂”的时代,这不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祖国的感受。

                艾未未如果被最终认定在经济上犯罪,这和他是否宣扬“民主”无关,如果硬要扯上点关系,那就是任何人从事政治活动,屁股更要干净些。如果被证明他无罪,对他的无条件释放也应超越政治,如果也要扯上点关系的话,那就是,当局今后抓任何涉嫌犯罪的公众人物都应更谨慎,证据须十分充足。

                艾未未案是他个人的人生大事,出于对他个人的同情,我们期望他能过这一关。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我们相信这不可能是中国的一件大事,无论艾未未案的结局如何,中国都将前进,社会很快会把这件事忘掉。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艾未未真面目:五玩藝術家--五毒俱全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看看香港文汇报的文章,真是得人民日报真传。

              艾未未真面目:五玩藝術家--五毒俱全

              柳頤衡

               艾未未被藝術圈裡的人稱為「五玩藝術家」:玩行為藝術,玩政治,玩法律,玩感情,玩良知。其實,生活中的艾未未,「五玩」的內容是「五毒俱全」:一毒是玩所謂的「行為藝術」,褻瀆藝術和公序良俗;二毒是玩政治,充當西方反華勢力棋子,只為博得一些洋人歡心和叫好;三毒是玩法律,涉嫌偷稅漏稅,銷毀會計憑證,以及傳播淫穢物品罪等,證據確鑿;四毒是玩感情,涉嫌重婚罪,也是證據確鑿;五毒是玩良知,詆毀國家污蔑民族愧對其父。艾青若九泉之下有知,肯定也會怒斥這個不肖子孫。

              一、玩「行為藝術」 褻瀆藝術和公序良俗

               艾未未被稱為「五玩藝術家」,首先是玩行為藝術。他那所謂的「行為藝術」算得上是藝術麼?例如網絡上有許多艾未未自己散播開的他自己露生殖器的「行為藝術照片」。這絕不是藝術,而是對藝術的褻瀆,令人作嘔。艾未未是網絡露陰的「急先鋒」,有人把露陰分為上型(乳部)、後型(臀部)、前型(陰莖,亦稱為「第三條腿」),艾未未玩行為藝術主要玩的是前型,是最傷風敗俗的一種類型。有了網絡以後,艾未未如魚得水,開始舉辦自己的網絡「第三條腿行為藝術展」。據多維網、文學城、《聯合早報》、新浪、twitter等媒體和網絡的報道指出:「一個愛脫光了露出陽具的猥瑣肥漢,其形態可以說醜得石破天驚、神憎鬼厭,換個人會被警察當流氓抓號子裡,只因為是艾未未,這就成了藝術或政治。」

               例如,艾未未一張所謂「十八隻小鳥一起飛」的「行為藝術照片」,熱門網絡上的評論是:「看看那十八個赤身裸體的醜陋男人前十二生肖獸首的表情,像被後面那些畜生用『槍』槍決一樣悲哀,藝術的精髓就這樣被畜生糟蹋!」在另外一張所謂「以一博四」(也叫「一虎八奶圖」)的照片中,艾未未將自己當作主角,與其他4名女性全裸入鏡,儘管艾未未給這件淫穢物品披上「皇帝的新裝」,自欺欺人指其有「政治含義」云云,但許多網民不約而同有此感受:「你只要看過他(艾未未)與那些肥腫女人一起拍的行為照片,包保你馬上嘔吐並三天吃不下飯!」有一些網友則指,「這幅照片是艾未未表達他自己妻妾成群的西門慶式宣淫」。許多網民形容艾未未實際上是「4級片」的導演和主角,內地和海外的藝術圈則將艾未未的行為藝術稱為「淫亂行為」,是對藝術和公序良俗的褻瀆。

              二、玩政治 充當西方反華勢力棋子

               烏有之鄉、多維網、文學城、《聯合早報》、新浪、twitter等媒體和網絡,發表了許多揭露艾未未「幫助外國勢力反華」的文章。其中有文章指出:「艾未未製作了『草泥馬(操你媽)祖國』的視頻,這個視頻惡俗不堪,極端仇恨國家,讓我們看到艾未未等人由反共變成公然反華反祖國的小丑。」

               自從毛澤東主席於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上莊嚴宣告:「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從此,一個沉睡許久遭受列強欺凌的雄獅開始醒來,一個古老而嶄新的中國佇立於世界的東方,天安門也成為新中國的象徵。而在艾未未的「行為藝術」作品「我幹北京天安門」中,艾未未對著天安門樹起中指,他稱「幹」就是「操」,中指是用來表示男人的生殖器,這不僅露出艾未未的流氓面目,而且暴露他對國家的仇視,並且充當西方反華勢力棋子。對此,在他的《再幹北京天安門》中,大腹便便的艾未未站在天安門前,其醜陋無比的大肚腩上方寫著英文FUCK一詞。(Fuck是個很古老的英語字彙,是出名的髒話,與普通話的「肏」、閩南語的「幹」、四川話的「日」以及粵語的「屌」意思類似。這個字普遍被認為含有極為冒犯和侮辱對方的意思。)艾未未還奴顏媚骨地向外國主子解釋說:「為什麼不用『操』而用FUCK,是因為僅以此作品獻給看得懂的、熱愛中國的國際友人。」 

               艾未未將他所謂的行為藝術與政治活動相混淆,他的一些行為藝術創作,實際上就是搞政治活動。艾未未參加了很多政治活動和遊行,他一邊參與一邊拍照,用藝術家的頭銜掩飾其政治活動,並將這些所謂作品放到網絡上或到外國舉辦展覽。中東北非局勢動蕩期間,艾未未鼓動網民在上班的路上或晚上出門時偷偷貼一張口號或文章,掀起一場「牛皮癬運動」。實際上,艾未未與內地的所謂「茉莉花革命」的搞手聯繫非常密切。

               在優酷上的一段視頻中,以「反偽科學鬥士」著稱的司馬南與《環球時報》主筆王文就艾未未一案發表評論,他們指出,「所謂的藝術家『反華』就會受西方追捧」,「艾未未是在2008年後被西方炒紅的」,並指「艾未未們若得逞,中國會更糟」。在訪談中,司馬南表示:「在中華民族六十年剛剛呈現往上走的時候,我們聽你大鬍子艾未未的,跟著你上街,鬧街頭政治,中國老百姓日子能過得好嗎?……艾未未你那個政治是不靠譜的,更何況你拿著國外的錢幹這種事,不明不白啊。」

              三、玩法律 涉嫌多種犯罪行為

               艾未未挑戰法律,已涉嫌多種犯罪行為,除涉嫌偷稅漏稅外,還涉嫌重婚、利用網絡傳播淫穢色情信息等犯罪行為。

               大量證據證明艾未未涉嫌偷稅漏稅,並且數額較大,為避免調查還試圖銷毀會計憑證。艾未未3日被公安部門依法調查之初,態度比較牴觸,隨著調查的深入,公安部門所掌握的人證、書證、旁證比較紮實,艾未未的態度也有所轉變,開始交代相關問題。

               艾未未的一些「行為藝術」作品,已經達到法律規定的淫穢物品級別,對此網絡上已有大量證據可以認定。他在網絡上傳播的那些所謂「行為藝術」作品,淫穢不堪,挑戰公序良俗,實際上已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罪。網絡上有許多艾未未自己散播開的他自己露生殖器的「行為藝術照片」,更是令人惡心得無以復加。按照中國刑法,以傳播淫穢的書刊、影片、音像、圖片或者其他淫穢物品為表現形式,擾亂國家對淫穢物品的管理秩序,危害廣大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必須堅決依法打擊。該罪不必出於牟利目的,使傳播淫穢物品犯罪不論主觀是否存在牟利,都將受到刑罰的處罰。

              四、玩感情 涉嫌重婚罪

               艾未未玩感情大搞流氓穢行,並涉嫌重婚罪。據BBC、烏有之鄉、多維網、文學城、《聯合早報》、新浪、twitter等媒體和網絡報道,艾未未的重婚和淫亂對象一般分為三類:

               一,艾未未工作室工作人員,艾未未借所謂工作之便慢慢發展成性伴侶或二奶;

               二,就是國內的一些所謂女「民主」人士,不少人和艾未未有一腿,她們在「推特」上與艾未未打情罵俏,動不動就大肆宣淫談「深入」、「抽動」這些字眼,有網民揭露,「這些女『民主』人士是艾未未圈內『民豬人士』的『福利』,特別在肥豬一樣的艾大爺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三,就是那些思想激進、涉世未深的女學生女青年,一些無知的女孩子就被這老流氓實施「潛規則」。

               艾未未是一個50多歲的已婚男人,大肆包二奶,涉嫌重婚罪,證據確鑿。艾未未還與配偶之外的女性生育一子,小孩出生證上姓名證實姓艾,民政部門沒有艾未未的離婚紀錄,他本人對此也不避諱。

              五、玩良知 詆毀國家 愧對其父

               艾未未是著名詩人艾青之子,但他的行為愧對其父。艾青對勞動人民、國家感情深厚。艾青有名句:「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艾青向祖國捧出一顆赤子之心,表達了對民族和祖國的摯愛。但艾未未假借「維權」、「民主」玩政治,污衊中華民族,詆毀國家、煽動動亂。他引以為「傲」的言論有:「娘了格逼祖國」、「不反華還是人嗎」、「在中國缺少同情弱者的習慣」、「中國這個體系沒有人性」等等。兩相比較,艾青人格高尚,摯愛祖國,艾未未卻在四川大地震發生後幾天,還搞口交等「行為藝術」,並明目張膽張貼在自己的博客上,故意挑釁人類最起碼的道德良知,令人髮指。艾青若九泉之下有知,肯定也會怒斥這個不肖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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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writers words and expressions remind me some people, some places, some faces that luckily in the distance. Amen.
    • I Love WIKI - AIWEIWEI
    • 艾未未《童話》
    • 艾未未工作室:花脸巴儿
      • 三年了。
    • 自民运彻底失去其光环之后, 幻想着推翻共产党的海外势力就一直在寻找着突破点, 这个浅薄又自我标榜为艺术家的机会主义者正是他们要找的木偶和利用对象, 尽管此人让国内的人当做笑谈, 不屑一顾
      • 民运的光环?海外势力?浅薄?自我标榜为艺术家?机会主义者?木偶?利用对象? 国内的人?
      • 1, 艾未未的作品在国际上声望很高的, 虽然很多国人未必了解. 至少, 对大部分国人来说, 鸟巢体育馆的设计还是很强的. 2, 从艾未未对地震灾区儿童的关注, 可以看到他对普通民众的拳拳之心, 他是有良心的艺术家.
        • 鸟巢体育馆的设计与他有什么相干? 对地震灾区儿童的关注...做什么了, 还不是添乱, 哗众取宠而已. 看看震后的北川,新建的美丽城市, 有他什么事呀.
          • 拜托, 虽然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在海外), 但非常自豪地表现无知是不值得鼓励的。
            • 我个人无知没什么, 可你也不能将一个机会主义者凌驾与国家和法律之上. 只要是西方舆论界叫好的中国的人或事, 都是居心叵测的.
              • 既然对自己是否无知无所谓了,就别用那些国家,法律,机会主义那些未必理解的词汇了。请就此打住吧,免得因为您的发言,版主把这帖子也移到时政论坛去了,这不是我的本意。如果您还有高见,请挪步。谢谢。
                • 你知道什么是“没有道德和伦理的知识分子”吗?呵呵,,,精彩的回帖就是最好的榜样。很多中国人都是这个样子,学了一堆的经济学,金融,历史知识,但是用这些知识为独裁政府和灭绝人性的共产主义制度辩护。。。纳粹毕竟是对外侵略,穆斯林自杀还算有信仰,,,
                  中国的五毛党是最恶劣的 ,,比那些纳粹和极端原教旨主义穆斯林还恶劣
          • “新建的美丽城市”就可以将数千冤死的学生一笔勾销?
            • 四川地震时倒塌的豆腐渣校舍, 好多也是新建的, 美丽的.
          • 艾未未是鸟巢的共同设计师. 看来美眉真的是不懂, 先不着急发言了. 给你看维基上艾未未的条目:
            • “鸟巢”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由2001年普利茨克奖获得者赫尔佐格、德梅隆(两位都来自瑞士)与中国建筑师李兴刚(中方总设计师)等合作完成的巨型体育场设计
              做为一个对中国建筑比较关注的人,我负责告诉你,鸟巢实际上的确没艾老太多事。瑞士建筑师在设计竞赛中中标,按惯例获得设计权。但是他们没有在中国做施工图的资质,通常需要和国内的设计公司合作出图。老李就是国内设计公司委任的项目合作人,也就是中方设总。他来告诉外方建筑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按中国的规矩,该怎么做。施工图基本是中方人员完成。图纸双方签字有效。

              那怎么艾老就把这个往自己脸上贴?他被委任了艺术顾问。可能在某些环节上发表过意见。但是,你得清楚,设计人和提意见,评审,那是两码事。作为合作设计人那简直就是剽窃了,侵犯知识产权,可以被追究法律责任。如果说艾老是设计人,我得说全国的房子都是建委的总工的作品。

              本来我对艾老不置可否,现在发现居然他就“被”做为了设计人,实在觉得不太一般。即使不是艾老的主义,他默认这样的宣传,也够皮厚和心计的。ARCHITECT是受LICENSE限制的职业,无资格的人在世界各国都不可称自己ARCHITECT,否则是触犯法律的。艾老可以说自己是艺术家,设计师,而不是建筑师。
              • As an Artistic Consultant for design, Mr. Ai collaborated with the Swiss architecture firm Herzog & de Meuron in designing the Beijing National Stadium, also known as the Bird’s Nest. 中文要咋翻译就随便吧.
              • 对建筑不是很了解,据我所知,艾未未确实做过不少建筑作品,具体如何,我自己没有能力判断。关于鸟巢设计者及建筑师身份问题,看看下文里艾是怎么说的。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丧失自知之明的人们 - 08奥运主会场“鸟巢”的整体卸载

                作者:艾未未

                今天是2008奥运主会场“鸟巢”的整体卸载,我在朋友的电视上看了几眼。抛开制作粗糙,语无伦次,毫无文化可言的现场直播不说,在许多处,演播者和参与者错误的暗示,甚至有意的误导观众,夸张和虚拟中国方在“鸟巢”方案设计过程中的地位,其手法之幼稚,态度之谄媚,实在是令人作呕和绝望。

                赫尔佐格德梅隆事务所是作为被邀请的竞标方参加竞标的,是“鸟巢”概念方案设计阶段的唯一设计者,在这个阶段中没有中方的合作和参与,这是一个可以澄清的事实。中方并没有参与这一阶段的设计,如果在今天和未来的宣传活动中,仍然在这个基本事实上装傻冲愣或闪烁其词,那样会让人误会为沽名钓誉,欺世盗名。别人的东西再好,那是别人的,不可往自己的兜里揣,不会这点道理都不懂吧。在此可以提醒世人,丧失理智的事,可以去想但不可以为之。

                在奥运场馆公开,公正的方案投标过程中,赫尔佐格德梅隆事务所获得优胜,并在其后来的长期的谈判和协商中,在施工建设中历经艰辛,与中方合作方建立了非常出色卓有成效的工作关系,这是在中国的不多的境外事务所和国内事务所合作,共同取得的成绩。这和奥运有关,与中国改革的决心有关。

                道路并不像是今天一样畅通,一时曾有几十个院士联名反对鸟巢方案,这些上窜下跳的低能儿,丧失了基本道德与专业品质,美学辩识能力的院士们,为了维护正在失去的天堂而哀嚎,一时之间,尘嚣直上,乌烟瘴气,声讨“鸟巢”建筑方案的呼声盖天。在那个时候,除了为人厚道的崔凯,中方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澄清事实,为“鸟巢”方案说一句话的。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一样,可以无知无能,却不可以无正义感,无基本的勇气,无诚实的态度。荣誉是可以这样的获得吗,真相是可以重造的吗。或是人们对事实和真实早已丧失了兴趣。

                自己花了一大笔钱作设计费,买来了世界一流的产品。现在却吹捧着国人的合作和荣誉,这实在是滑稽,就像你买了一辆奔驰或宝马,去掉牌子,说是国产车,自家造,真是一群傻子不成。明明是个修拖拉机的,就别跟着瞎起哄,做个弄虚作假的文化傀儡。国人的造假能力高人一筹,却难以想象,为了眼前的利益,或是出于愚蠢,竟把一个花钱买来的地道真货说成了假的,见过往猪肉里注水的,没有见过往自己身体注水的。

                一个文化要生存,要有廉耻之心,要尊重事实,坚持和维护事实的真实性。这世上可怜的不是贫穷和无知,可怜的是自欺,蒙蔽和不愿说出事实。

                为什么在有些国家和民族看来,事实是可怕的,是不可表露的,是必须隐藏的,这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他们有怎么样的居心。

                要自卑到什么程度,才会起偷盗之心,剽窃之心,才会掩盖事实,混淆是非。媒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说人话,不再混淆视听,脱离简陋愚蠢的宣传功利性,而为人的觉悟做点人事,爬出自欺欺人的泥潭。




                后失身时代(摘录)

                作者:艾未未

                给自己盖房子和给别人盖房子有什么不同?


                如果有,也是我自己感觉的“不同”,其实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在一个相对的条件下工作。“给自己盖房子”或“给别人盖房子”无非是在这个相对条件上发生变化。给什么人盖房子,只是房子的用途和你希望“盖”它的方式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个房子的样子、身份特征,仍然是由你做出来的,所以二者没有什么不同。

                通常听人提到“艺术家”或者“建筑师”,这种说法只是为了方便。艺术家里很多人并不知艺术,建筑师里很多人也并不识建筑。或者说,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都是建筑师。不是说拿了一个学位,做了几个展览,或者得了一个什么奖,你就是艺术家了;或者由于毕业于哪个学校,你就成了一个建筑师。这些实在是无法界定的东西,只能是一个社会的称呼而已。

                那么你觉得对你来说,做一个好房子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出发点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所谓的好房子,都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时期,为某种目的去做的。为什么强调这个特定性和限制呢,因为只有这个特定性和限制才能使所谓的“好”呈现出来。如果没有了这个特定性和限制,换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好”的评价标准就会丧失。所以说,一个好的建筑可以是一条山道、一座桥梁,可以是一所农户,或者是一个美术馆。任何一个“人造”的东西,都具有人为的美的评价、合适的手段以及有效的努力,也就是所谓的人的判断。这些不应限于造型手段,也不只是一种主观意图,很多建筑师有这种企图,这是层次很低的一种手法。

                建筑是建造出来的,单是内心的美好想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建筑是“建造”出来的,那么建筑如果只是停留在幻想阶段,那就不是建筑。之所以存在着这个愿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是由于多数建筑师或者多数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缺乏良好的训练和素养,他们几乎不知道他们从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以及这个行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这是中国教育的失败。就像一个从事航空设计的人,并不会根据自己的愿望去把飞机做成什么什么样,而是遵循制约去建造。当这些制约得不到最充分的尊重时,好的建筑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建筑设计领域,你和很多建筑师有过合作。你认为在这些合作中,你的特征是什么?

                如果我有什么特征的话,我最明显的特征是——没有一个“身份”。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我告知别人这个称呼是避免别人想象我在工厂开着车床,在修理汽车或者在制定什么行政计划。我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这使我可以主观上从事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它不能使我成功地去做,但它使我在内心没有障碍。

                我并不认为我应该只做建筑,何况我没有学过建筑,做第一个房子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建筑是怎么回事,但这并不能妨碍我去做一件我想做的事情。因此,我只可能遭遇所谓客观的失败,而不可能是主观的。好在我所做的这类事情,无论是艺术还是建筑,它们并不一定需要比日常生活更高的技能,也不需要比常识和基本能力更高的一些条件。我在这里还有可做的空间。

                任何事情都无法成为人要做事的理由。我做建筑,那是不断地有人找我做,如果没人找我做,我一件都不会做。我对建筑这件事情虽然有兴趣,但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否对其有兴趣,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种花可能需要更高的智慧、更好的技术,或者种花行为使我有更好的满足——我不知道。那么做建筑,是我一脚踏进这个坑里了,我扑腾了一下。在过去的六年中,我们日夜兼程,做了四五十个玩意。这既不是我们的目的,不觉得在这里有什么成就可言,也不觉得有太大的意义,只是因为有人问我能不能做,我说可以。我希望我不会长久地被我的愚昧所累。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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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筑与空间- 很认同文末他那些关于艺术的观点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建筑与空间

      艾未未 2002.3


      在建筑中,主要因素是空间,空间与行为者的关系,空间与空间的关系,空间的开始、延续、转换消失……

      光线描绘了物体,给空间以特征。光影的强弱、方向、变化,吸引、或排斥着人的情感,情感是我们审美的原始依据。

      空间的体验依靠光的量,形体比例、结构与材质来完成。空间同样可以是心理的,是可引起想像的。

      空间感暗示了人的情感,影响着人的精神存在。人在试图确定与空间的关系时,试图理解自身之外的,物质之外的存在。

      对空间的理解和描述来自我们对将要在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理解。包括发生的原因和发生后引起的反应,对空间的理解是人性的。

      要理解空间和相关事件的可能性,你可以看一只跳起的猫一次升旗的过程。

      对空间和形成空间可能性的把握,显示了一个建造者对自我和自我之外的理解和解释,是对局限性的认同,是分寸感。

      在人们试图去理解人之外的存在时(包括之前和之后)产生了迷惑,迷惑和企图解释是人无法解脱的梦.存在的真实性就是迷惑的真实性.迷惑无处不在.人对真实性的永恒的追求来自人对迷惑的永久依赖.

      人是自身的障碍,无法超越是人的命运悲剧。没有人到达彼岸。

      建造是非自然的,是人为自己做的事情。实用功能,是说谁用和怎样用,同时说你是谁,含义是什么。

      建造的方式迷惑着人们,陈述思想和情感,并克服物的障碍,渗透或延伸情趣,使物成为精神的载体,使物具备超越自身的能力。

      物是物本身。而我们看到的物永远不是物本身,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我们看到的.

      试图在建造时清晰、简明、直接、准确,这是可能吗?在"是"与"不是"之外、"是否"、"或者"、"其他"、"亦",同样存在.

      一双筷子和怎样用一双筷子是有效的方式。在多数情况下,建造面临的是提供有效的方式。

      力量表现为对人的精神秩序的破坏。

      不可言说,不确定性是永久的迷惑.

      一个建造物如果没有建造者对未知界的敬畏之心、没有精神的诉求,那仅仅是材料的堆积场。

      建造的困难来自:有经验的与没有经验的将面临同样的困难,没有经验的在努力地获取经验,有经验的在努力地放弃经验。这种努力是徒劳如同我们在等待一阵让人心情好起来的风,而这风却久久不来。

      这如同玩一个看上去十分简单的游戏,却无法找到显而易见的答案而不得不推翻过去的全部努力,重新再来。

      建造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是一个不断要回到开始的游戏。

      每一次建造都是一次试图的提问,而答案总是从我们身边溜走。像是扑着自己影子的黑猫,一无所获。

      在我们再一次开始时,剩下的只是对真实物质和心理的渴望和试图接近的企图。

      一个不该开始的游戏,一旦开始将永无结束。

      艺术家不是美容师,没有为谁提供服务的义务,不必让人赏心悦目。艺术是一种游戏,你可以玩,可以不玩,玩不玩由你.

      艺术家与人民的关系是谁也不侍候谁的正常关系。

      公共艺术与一般的艺术不同仅在于将艺术品放在了一个非私密的空间中,这使你无法在作品旁做一些私密的事,比如赤身裸体地在作品周围走动,但是天黑没人时你还是可以在旁边小便的。

      在公共艺术中"公共"是指一个私人的空间,并不含有艺术的价值取向.它不是为公众服务的,也不是为公众创作的.它可以针对公众而作或完全忽略其存在.艺术在这里仅仅是有效地利用了公共的空间环境,没有美化或修饰的义务.

      要相信公众的审美,要对大众有足够的信心。如果公众可以神魂颠倒地去爱一块染着红色化学染料的布,一定也可以去爱或至少理解一个水泥桶。

      公众的常态是麻木不仁,刺激它,它会获得快感.盖一个100层高的楼,大家都会在楼前照相留影,这个楼被炸倒了,大家会像集体过生日一样的快乐.

      艺术是艺术家的事,作品与观众的最终关系难以判断,并往往与艺术家的愿望相违。

      对艺术的理解如磕药.你要么不知道什么是"嗨",要么你已经"嗨"了,再不需要其他人告诉你什么是"嗨".你装"嗨"你知道.

      我不懂什么是"美化环境",环境为什么需要美化?谁来美化和怎样美化?通常的结果都是适得其反.

      众多的公共艺术是对大众的平庸情趣的修饰,是对安全与稳定的心理的认同,是统治者的实用价值观与美学的滥用。

      主流的正统意识、安全感和对此的美化,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相关的情感,及为此目的而付出的种种努力,构成了中产阶级社会理想的核心。这类的社会理想和由此而产生的法律、教育、宣传及种种代价是平庸政治理想和社会美学的基础。

      有意思的艺术品是对传统、流行和通俗的美学、社会意识形态的有效的打扰。

      对平庸的美学、理想、信仰的侵伤和颠覆构成了现代主义与现实生活的冲突关系。同时也公开表明了现代主义的真实身份。

      一件作品不足以让人不舒适,或感到异样,不值得去做.这是一个艺术家和昏庸之徒的区别.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公众的常态是麻木不仁,刺激它,它会获得快感。众多的公共艺术是对大众的平庸情趣的修饰,是对安全与稳定的心理的认同,是统治者的实用价值观与美学的滥用。
        有意思的艺术品是对传统、流行和通俗的美学、社会意识形态的有效的打扰。对平庸的美学、理想、信仰的侵伤和颠覆构成了现代主义与现实生活的冲突关系。同时也公开表明了现代主义的真实身份。一件作品不足以让人不舒适,或感到异样,不值得去做.这是一个艺术家和昏庸之徒的区别。
        • 平庸情趣+evil dominated couple generations of the people - maybe that is why they are good match of the same kind of music.
    • 艾未未:2009“设计中国”国际研讨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视频:艾未未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从杨佳到刘晓波、从北京奥运到上海世博,从中国艺术(市场)到他个人的信仰,艾未未在这个2009年“设计中国”的国际研讨会上回答了中外记者和有关人士提出的内容丰富的问题。艾未未的冷幽默和他的虎胆包天一览无余,他对中国和美国的评价与分析也相得益彰。

      http://vimeo.com/14282852

      3分钟时,艾未未谈到对上海的感觉:没有好感、上海人像家奴。

      4分半时,艾未未用“杨佳案”为例指出中国人权现状。

      23分钟时,艾未未为什么骂美国的NBC是帮傻逼。

      44分钟时,谈到了设计鸟巢的参与和世博会中国馆极其设计者的平庸;世博成为永久的耻辱

      50分时,谈到了博客被关和中国网络禁字等,包括“艾未未、自由、民主、操”等字眼儿。

      53分时,谈及“爱”与“恨”。

      60分时,外国记者感到对艾未未提问的困难;艾未未谈到中国的资源、城市等的归属,它们如灾难。

      65分钟时,提及中国的人口(14至17亿?)中约100个人真正关心信息的表达和交流的自由、公平、公正。

      70分时,一位印度记者提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问题和观点。

      77分钟时,艾未未回答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美国的“别克”汽车、北京的交通、中国人对衰败中的美国的幻想等。

      81分钟时,艾未未回答的问题似乎预示了当局对他后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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