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作者: 出尘 【百年忧思录. 李鸿章. 甲午战祸】 12/4/2002 08:40 [Click:147]
四、 甲午战祸
对于日本，主战派和主和派意见相左最大之处就在于对日本的认识与估计不同。文官如褚成博，他在奏折中写道：“日本蕞尔岛国，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武官如连身经百战的湘军老将两江总督刘坤一都认为：“日本国小民贫，并力一举，其势断难支久。将来待其困毙，自易就我范围。”而主张“务在痛予惩创也。”——此二人的想法代表了当时满朝文武的普遍心态。
可叹当时中国，军事上虽然不济，但举国上下仍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虚荣中难以自拔。中国的外交在国际上，一向是以强硬而臭名昭著，也难怪鸦片战争时英国人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先打它一顿，再和它讲道理。”中国朝野诸臣利令智昏、妄自尊大的程度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还有人主张东征日本，以至于李鸿章都听不下去，斥为：“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
在这样一个举国狂妄毛燥的背景下，最后逼着李鸿章被迫把尚未成熟的北洋舰队推上场战，引发甲午战争，导致北洋舰队被断送，而陆地战场上也是全线败溃，大批国土沦陷，之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纸老虎一旦被戮破，列强纷拥而至。这也成了中日两国命运的分水岭，从此日本崛起成为世界一强，而中国从此一蹶不振。
什么是“汉奸”？忘了在哪一年，爱国华侨陈嘉庚给下了个定义：“凡敌未退而言和者为汉奸”-----原话是不是如此不大记得了，大意如此吧！对于我这位同乡，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不大清楚，印象中只记得他这句话比较经典。要说其它，也只记得他很有钱，“解放”前后像散财童子一般在国内杠上开花，到处散钱。
小时候去逛过他在集美的那个墓，那地方叫鳌园，进去还得收点门票，因为里面装修的非常豪华，雕梁画柱、满地石雕，大有一点皇陵的味道。据说他当初在修自个的墓时，还曾提出来过把十大元帅的石雕像放在他坟包边为他守灵。当然，这事儿没成，因为连咱的先帝爷都没这殊遇，他老陈再有钱买得动鬼推磨可也买不动十大元帅来给他守灵啊！呵呵！不过我想十大帅要知道这事，多半愿意，伴君如伴虎，伴着财神爷怎么也比伴着喜怒无常、翻脸无情的先帝爷要爽利的多。
不过既是公认的“爱国人士”，自然是最有资格对“汉奸”们评三论四的了。只是他给汉奸下的那个定义，倒把咱们的中堂李大人的“汉奸”名给棺材上板、铁板钉钉了。
上几个篇章说到过，李鸿章从来就不是主战派，在举国上下朝臣百姓们都认为日本“乃蕞尔小国，不足为惧”时，只有他最清楚中日两国已是今非昔比，两国交战，中国必败。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元1894年8月29日），即中日黄海大战前半个月，李鸿章密奏光绪帝，摘录如下：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汐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久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灵活，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变便于经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读请。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臣前于豫筹战备摺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
这分密奏词恳言切，对小皇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析中日海军的差距，及不可轻战的道理。对于中日两国海军的情况，李鸿章是知己知彼的，其中他几次提到舰船速度的问题，正是海战胜负的关键。中日海军的差距，照此立判。对朝廷掐他的血管，也颇有微词，但也只敢把责任堆到自己头上“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读请”，希望这样能唤醒麻木懵懂、幼稚冲动的小皇帝。
但此时的小皇帝已被日本人的不断挑衅冲昏了头脑。1894年6月，清军总兵聂士成与提督叶志超率兵1500入朝勤韩王，助平东学党之乱。日本随即声明否认韩为清之属国，拒绝任何国家调停， 同时派出日军8000赶赴仁川，与清军对峙，并不断增兵至三万多人，志在一举清除清政府在朝鲜的一切势力，继而兼并朝鲜。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中国方面举国哗然，朝野上下开锅也似，群情激愤，庙谟清议一致主战。冲动易怒的光绪小皇帝更是血脉贲张，莫说李鸿章一封密折，就算是天王老子和他的老姨娘此时也劝他不住，他已是王八吃称砣——铁了心要打了，对主和的李鸿章尤为厌恶，《清实录》载：“……赐翁同龢、李鸿藻、恭亲王‘尚方剑’，命对言和者先斩后奏……”意在威胁李鸿章：要你打你就打，再和我罗嗦就派人用尚方宝剑剁了你。
此时老李的老板娘西太后，也并非像后人所述的是和李鸿章一样畏头畏尾地主和，这期间她与光绪娘俩人的感情尚笃，在对日作战的态度上，与光绪帝是站在一边的。她也认为打不过英法情有可愿，但下了这么多年本钱，没理由打不过日本（她哪知道日本人下的本钱更多，人家的皇娘为了打这场战，可是把首饰都典当了），也不再支持李鸿章的议和策略了。
而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主战派的一干人等，一方面为了党争，一方面对中日两国的实力没有个清醒的认识，强硬好战，对主和的李鸿章展开了扑天盖地的全面政治攻势，不断对李实施压力，甚至展开人身攻击。不仅攻击李鸿章贻误战机，影响大局，还暗示他与日本人有勾结，别有用心，或者造谣称李“性情乖异，年老昏聩，”甚至还闹出个派谴大臣赴津去查看其有没有得老年痴呆症的闹剧，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李鸿章于北洋的一些亲信干将也无不受到攻击，特别是丁汝昌，亦成为众矢之的。翁同龢《日记》于七月十三日中曰：“……余与李公但力争：丁督不可不严切责成，仍不能加一重语，但云若再观望，定治重罪……”朝廷也争对丁汝昌下谕曰：“……该提督此次统带兵船出洋，未见寸功，若再迟回观望，致令敌船肆扰畿疆，定必重治其罪。”
在这种背景下，李鸿章碍不住被口水淹死，也怕被小皇帝用尚方宝剑剁了，终究被推上战场，向日本宣战。当时中国在朝鲜的军力与日本相对比，海军处于劣势自不必说，而陆军，在数量上甚至也逊于日本，更不用说武器装备与军队素质了。更糟糕的是在后勤保障运输上也出现了问题，整个战前准备显得十分仓促、士气散漫。对于这些情况，翁同龢为主的清流主战派人士们不知道也不感兴趣，只知一味催促出兵进攻，恨不得马上拿下汉城。
本来，在开战前，李鸿章就意识到北洋舰队快舰过少，出外海与日本争夺制海权要吃亏，因而主张采取近海防御的战略，保持威慑力，使日本不敢轻易进犯渤海湾和中国海防线。李鸿章非常清醒中、日两军的力量差距所在，采取这种防守策略应该说是合理的。但是，这与当时朝野上下激昂的主战情绪很不协调，李鸿章的保守战略换来的又是扑天盖地的口水，朝廷甚至下旨勒令李鸿章将丁汝昌罢职。李鸿章只得被迫改变战略，原先的防御作战计划被完全打乱。在这种背景下仓促接战，结果导致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张荫麟《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中曰：“十月八日，日舰掩至，邀击之于黄海上，鏖战数小时，中国舰队沉毁泰半。从此益不敢出，制海权遂全归日人。”
在陆上败的更惨，与日军逋一接战，便溃不成军。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入朝作战的淮军军纪也是十分恶劣，在朝鲜境内奸淫掳掠，烧杀抢夺。对此有李鸿章于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给平壤诸将发的电报为证：“昨钦奉电旨，严禁兵勇骚扰………大军过境，被兵扰异常，竟有烧屋强奸情事，定州烧屋几及半里，沿途锅损碗碎各情，闻之发指……”这样的军队，焉能不败？最终在平壤大战中全军溃败，中国军队尽退鸭绿江，朝鲜全境沦陷。
——所以我先前说李鸿章在治军和用人方面，还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对此梁启超评价：方当李鸿章练军之始，即派人赴各国留学，练习枪炮及军事知识，然未闻一人归而任要职者。此数十年之久，习艺而归国者，何止千百人，此千百人中，岂无一学识可取者乎？鸿章皆弃而不用，而惟以亲属、淮籍、及淮军系为用人之资。于是叶志超卫汝贵之流，皆得重任；除引范围之外，虽有大才，亦不得大用，只以下职终其身而已……
中国自隋唐以降，就没有停过对朝用兵，以此次败的最惨。朝鲜有中、日这两个千年恶邻，也是命数。
虽然在朝鲜遭此惨败，但朝野中的主战派仍鼓噪着派兵反攻，并且抓住机会加剧了对李鸿章的攻击，环攻丑诋、百般羞辱，欲一举拔去他这个眼中钉。在光绪与翁同龢的主持下，逐步削去李鸿章一系的淮军势力。而李鸿章本人，虽然慈禧理解他，但终究无法保他周全，被削去兵权。
但是清流派强硬主战惹下的战祸却不是随着李鸿章的失势就能弭消的。平壤战败后，日军趁胜进攻，金州、大连、旅顺相继沦陷，紧接着，日军又在山东荣成湾登陆，威海攻防战开始，主战派甚为推崇的李秉衡亦节节溃退，眼见情势危急，翁同龢等主战派这时才知厉害，被接连的急电催的手足无措，一筹莫展。正月十八日，刘公岛被日军攻陷，海军降，丁汝昌自杀殉职。以后接连几场战役，清军尽皆溃败，一战未捷。至二月十九日李鸿章奉命去日本议和时，威旅要港乃至整个辽东半岛，已全部沦陷。
李鸿章身负战争统帅的重责，而自身却是个反战派，本已为世人非议，于平壤战败后，在国内的威望顿跌落底谷，声名扫地。在此不由得不想起一个人，那就是二战期间的日军名将山本五十六，此人在战前也是极力反对对美国用兵，但是一旦开战，则尽力竭力，决不怠一丝战机于美军。但是战争终归是两国国力、物力、科技、士气等综合实力的大比拼，不是尽心竭力就能打胜的。对于一场在开战前就已经注定好胜负的战争，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山本五十六，都避免不了无奈战败的悲剧。
在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下，如不议和，仍由主战派不知死活地强硬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挽危局，慈禧重新开始积极问政，召集众臣，主持议和。
在帝国到了危亡的边缘时，满朝大臣中只有李鸿章知道怎么与洋人周旋，朝廷不得不把议和的重担又塞到了李鸿章的手上。战败议和的代价是惨重的，便是著名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要面对着割让台湾，以及天文数字般的赔款，赔款数目之巨，大大超过1840年以来所有对外赔款之总和，以至于从此后中国要向列强举债度日。在条约尚未签定时，其大至条款就已经被泄漏为京中士大夫们知晓，“其条件之苛，为前此所无，更益以谣言附会之推波助澜”，一时间举国轰动，反对之声扑天盖地，而此时以康有为为首的赴京应试的士子们更组织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当真是物议沸腾，群情激愤。
对此，光绪帝也是痛苦不堪，哀叹“割台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签署朱批时“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泪，奋笔书之”。
翁同龢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四日……连日因台战事，与同官争论，入对时，不免激愤，二刻下，书房一刻，再至直房，无所补救。退，与高阳谈于方略馆，不觉涕泗横集也……”
但这时候哭都来不及了，如果不议和，就要与日本继续作战，那将要做好一个破釜沉舟，打持久败战的准备，坚壁清野，迁都南方……尽管全国上下的爱国人士们主战的呼声激昂，但也改变不了中国军队在日军面前不堪一击的事实，如果是这样，中国要负出更大的代价，同样是空前的灾难。而且摇摇欲坠的大清，也根本没有打持久战的基础与能力。像史可法那样做一个英雄烈士固然流芳百世，但是却要搭上满城百姓的性命做陪葬，何况，这次是个一国家。要想避免遭受更大的厄运，除了议和，别无他途。
战败议和，无论怎么斡旋，总得面对割地赔款，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这种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就好比是替窑姐儿去接客一般，横竖都得身败名裂。中国的士大夫最重名，头可断、血可流，但声名不可毁。为了维系国脉，李鸿章无奈也只有看破了，他以七十多岁的古稀之年，去顶着千古骂名，签下了几乎摧毁中国命运的《马关条约》。从此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因此上至朝臣皇帝，下至士子百姓，全国的爱国人士都把这丧权辱国的愤怒化作污水泼向了他。佛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对李鸿章面言，则是：我不当“汉奸”，谁当“汉奸”？
无怪乎梁任公感叹：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也。甚至“翘李鸿章以示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除了梁任公和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慈禧太后外，李鸿章之知已能有几人？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四、 甲午战祸
对于日本，主战派和主和派意见相左最大之处就在于对日本的认识与估计不同。文官如褚成博，他在奏折中写道：“日本蕞尔岛国，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武官如连身经百战的湘军老将两江总督刘坤一都认为：“日本国小民贫，并力一举，其势断难支久。将来待其困毙，自易就我范围。”而主张“务在痛予惩创也。”——此二人的想法代表了当时满朝文武的普遍心态。
可叹当时中国，军事上虽然不济，但举国上下仍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虚荣中难以自拔。中国的外交在国际上，一向是以强硬而臭名昭著，也难怪鸦片战争时英国人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先打它一顿，再和它讲道理。”中国朝野诸臣利令智昏、妄自尊大的程度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还有人主张东征日本，以至于李鸿章都听不下去，斥为：“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
在这样一个举国狂妄毛燥的背景下，最后逼着李鸿章被迫把尚未成熟的北洋舰队推上场战，引发甲午战争，导致北洋舰队被断送，而陆地战场上也是全线败溃，大批国土沦陷，之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纸老虎一旦被戮破，列强纷拥而至。这也成了中日两国命运的分水岭，从此日本崛起成为世界一强，而中国从此一蹶不振。
什么是“汉奸”？忘了在哪一年，爱国华侨陈嘉庚给下了个定义：“凡敌未退而言和者为汉奸”-----原话是不是如此不大记得了，大意如此吧！对于我这位同乡，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不大清楚，印象中只记得他这句话比较经典。要说其它，也只记得他很有钱，“解放”前后像散财童子一般在国内杠上开花，到处散钱。
小时候去逛过他在集美的那个墓，那地方叫鳌园，进去还得收点门票，因为里面装修的非常豪华，雕梁画柱、满地石雕，大有一点皇陵的味道。据说他当初在修自个的墓时，还曾提出来过把十大元帅的石雕像放在他坟包边为他守灵。当然，这事儿没成，因为连咱的先帝爷都没这殊遇，他老陈再有钱买得动鬼推磨可也买不动十大元帅来给他守灵啊！呵呵！不过我想十大帅要知道这事，多半愿意，伴君如伴虎，伴着财神爷怎么也比伴着喜怒无常、翻脸无情的先帝爷要爽利的多。
不过既是公认的“爱国人士”，自然是最有资格对“汉奸”们评三论四的了。只是他给汉奸下的那个定义，倒把咱们的中堂李大人的“汉奸”名给棺材上板、铁板钉钉了。
上几个篇章说到过，李鸿章从来就不是主战派，在举国上下朝臣百姓们都认为日本“乃蕞尔小国，不足为惧”时，只有他最清楚中日两国已是今非昔比，两国交战，中国必败。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元1894年8月29日），即中日黄海大战前半个月，李鸿章密奏光绪帝，摘录如下：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汐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久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灵活，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变便于经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读请。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臣前于豫筹战备摺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
这分密奏词恳言切，对小皇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析中日海军的差距，及不可轻战的道理。对于中日两国海军的情况，李鸿章是知己知彼的，其中他几次提到舰船速度的问题，正是海战胜负的关键。中日海军的差距，照此立判。对朝廷掐他的血管，也颇有微词，但也只敢把责任堆到自己头上“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读请”，希望这样能唤醒麻木懵懂、幼稚冲动的小皇帝。
但此时的小皇帝已被日本人的不断挑衅冲昏了头脑。1894年6月，清军总兵聂士成与提督叶志超率兵1500入朝勤韩王，助平东学党之乱。日本随即声明否认韩为清之属国，拒绝任何国家调停， 同时派出日军8000赶赴仁川，与清军对峙，并不断增兵至三万多人，志在一举清除清政府在朝鲜的一切势力，继而兼并朝鲜。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中国方面举国哗然，朝野上下开锅也似，群情激愤，庙谟清议一致主战。冲动易怒的光绪小皇帝更是血脉贲张，莫说李鸿章一封密折，就算是天王老子和他的老姨娘此时也劝他不住，他已是王八吃称砣——铁了心要打了，对主和的李鸿章尤为厌恶，《清实录》载：“……赐翁同龢、李鸿藻、恭亲王‘尚方剑’，命对言和者先斩后奏……”意在威胁李鸿章：要你打你就打，再和我罗嗦就派人用尚方宝剑剁了你。
此时老李的老板娘西太后，也并非像后人所述的是和李鸿章一样畏头畏尾地主和，这期间她与光绪娘俩人的感情尚笃，在对日作战的态度上，与光绪帝是站在一边的。她也认为打不过英法情有可愿，但下了这么多年本钱，没理由打不过日本（她哪知道日本人下的本钱更多，人家的皇娘为了打这场战，可是把首饰都典当了），也不再支持李鸿章的议和策略了。
而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主战派的一干人等，一方面为了党争，一方面对中日两国的实力没有个清醒的认识，强硬好战，对主和的李鸿章展开了扑天盖地的全面政治攻势，不断对李实施压力，甚至展开人身攻击。不仅攻击李鸿章贻误战机，影响大局，还暗示他与日本人有勾结，别有用心，或者造谣称李“性情乖异，年老昏聩，”甚至还闹出个派谴大臣赴津去查看其有没有得老年痴呆症的闹剧，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李鸿章于北洋的一些亲信干将也无不受到攻击，特别是丁汝昌，亦成为众矢之的。翁同龢《日记》于七月十三日中曰：“……余与李公但力争：丁督不可不严切责成，仍不能加一重语，但云若再观望，定治重罪……”朝廷也争对丁汝昌下谕曰：“……该提督此次统带兵船出洋，未见寸功，若再迟回观望，致令敌船肆扰畿疆，定必重治其罪。”
在这种背景下，李鸿章碍不住被口水淹死，也怕被小皇帝用尚方宝剑剁了，终究被推上战场，向日本宣战。当时中国在朝鲜的军力与日本相对比，海军处于劣势自不必说，而陆军，在数量上甚至也逊于日本，更不用说武器装备与军队素质了。更糟糕的是在后勤保障运输上也出现了问题，整个战前准备显得十分仓促、士气散漫。对于这些情况，翁同龢为主的清流主战派人士们不知道也不感兴趣，只知一味催促出兵进攻，恨不得马上拿下汉城。
本来，在开战前，李鸿章就意识到北洋舰队快舰过少，出外海与日本争夺制海权要吃亏，因而主张采取近海防御的战略，保持威慑力，使日本不敢轻易进犯渤海湾和中国海防线。李鸿章非常清醒中、日两军的力量差距所在，采取这种防守策略应该说是合理的。但是，这与当时朝野上下激昂的主战情绪很不协调，李鸿章的保守战略换来的又是扑天盖地的口水，朝廷甚至下旨勒令李鸿章将丁汝昌罢职。李鸿章只得被迫改变战略，原先的防御作战计划被完全打乱。在这种背景下仓促接战，结果导致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张荫麟《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中曰：“十月八日，日舰掩至，邀击之于黄海上，鏖战数小时，中国舰队沉毁泰半。从此益不敢出，制海权遂全归日人。”
在陆上败的更惨，与日军逋一接战，便溃不成军。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入朝作战的淮军军纪也是十分恶劣，在朝鲜境内奸淫掳掠，烧杀抢夺。对此有李鸿章于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给平壤诸将发的电报为证：“昨钦奉电旨，严禁兵勇骚扰………大军过境，被兵扰异常，竟有烧屋强奸情事，定州烧屋几及半里，沿途锅损碗碎各情，闻之发指……”这样的军队，焉能不败？最终在平壤大战中全军溃败，中国军队尽退鸭绿江，朝鲜全境沦陷。
——所以我先前说李鸿章在治军和用人方面，还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对此梁启超评价：方当李鸿章练军之始，即派人赴各国留学，练习枪炮及军事知识，然未闻一人归而任要职者。此数十年之久，习艺而归国者，何止千百人，此千百人中，岂无一学识可取者乎？鸿章皆弃而不用，而惟以亲属、淮籍、及淮军系为用人之资。于是叶志超卫汝贵之流，皆得重任；除引范围之外，虽有大才，亦不得大用，只以下职终其身而已……
中国自隋唐以降，就没有停过对朝用兵，以此次败的最惨。朝鲜有中、日这两个千年恶邻，也是命数。
虽然在朝鲜遭此惨败，但朝野中的主战派仍鼓噪着派兵反攻，并且抓住机会加剧了对李鸿章的攻击，环攻丑诋、百般羞辱，欲一举拔去他这个眼中钉。在光绪与翁同龢的主持下，逐步削去李鸿章一系的淮军势力。而李鸿章本人，虽然慈禧理解他，但终究无法保他周全，被削去兵权。
但是清流派强硬主战惹下的战祸却不是随着李鸿章的失势就能弭消的。平壤战败后，日军趁胜进攻，金州、大连、旅顺相继沦陷，紧接着，日军又在山东荣成湾登陆，威海攻防战开始，主战派甚为推崇的李秉衡亦节节溃退，眼见情势危急，翁同龢等主战派这时才知厉害，被接连的急电催的手足无措，一筹莫展。正月十八日，刘公岛被日军攻陷，海军降，丁汝昌自杀殉职。以后接连几场战役，清军尽皆溃败，一战未捷。至二月十九日李鸿章奉命去日本议和时，威旅要港乃至整个辽东半岛，已全部沦陷。
李鸿章身负战争统帅的重责，而自身却是个反战派，本已为世人非议，于平壤战败后，在国内的威望顿跌落底谷，声名扫地。在此不由得不想起一个人，那就是二战期间的日军名将山本五十六，此人在战前也是极力反对对美国用兵，但是一旦开战，则尽力竭力，决不怠一丝战机于美军。但是战争终归是两国国力、物力、科技、士气等综合实力的大比拼，不是尽心竭力就能打胜的。对于一场在开战前就已经注定好胜负的战争，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山本五十六，都避免不了无奈战败的悲剧。
在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下，如不议和，仍由主战派不知死活地强硬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挽危局，慈禧重新开始积极问政，召集众臣，主持议和。
在帝国到了危亡的边缘时，满朝大臣中只有李鸿章知道怎么与洋人周旋，朝廷不得不把议和的重担又塞到了李鸿章的手上。战败议和的代价是惨重的，便是著名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要面对着割让台湾，以及天文数字般的赔款，赔款数目之巨，大大超过1840年以来所有对外赔款之总和，以至于从此后中国要向列强举债度日。在条约尚未签定时，其大至条款就已经被泄漏为京中士大夫们知晓，“其条件之苛，为前此所无，更益以谣言附会之推波助澜”，一时间举国轰动，反对之声扑天盖地，而此时以康有为为首的赴京应试的士子们更组织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当真是物议沸腾，群情激愤。
对此，光绪帝也是痛苦不堪，哀叹“割台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签署朱批时“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泪，奋笔书之”。
翁同龢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四日……连日因台战事，与同官争论，入对时，不免激愤，二刻下，书房一刻，再至直房，无所补救。退，与高阳谈于方略馆，不觉涕泗横集也……”
但这时候哭都来不及了，如果不议和，就要与日本继续作战，那将要做好一个破釜沉舟，打持久败战的准备，坚壁清野，迁都南方……尽管全国上下的爱国人士们主战的呼声激昂，但也改变不了中国军队在日军面前不堪一击的事实，如果是这样，中国要负出更大的代价，同样是空前的灾难。而且摇摇欲坠的大清，也根本没有打持久战的基础与能力。像史可法那样做一个英雄烈士固然流芳百世，但是却要搭上满城百姓的性命做陪葬，何况，这次是个一国家。要想避免遭受更大的厄运，除了议和，别无他途。
战败议和，无论怎么斡旋，总得面对割地赔款，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这种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就好比是替窑姐儿去接客一般，横竖都得身败名裂。中国的士大夫最重名，头可断、血可流，但声名不可毁。为了维系国脉，李鸿章无奈也只有看破了，他以七十多岁的古稀之年，去顶着千古骂名，签下了几乎摧毁中国命运的《马关条约》。从此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因此上至朝臣皇帝，下至士子百姓，全国的爱国人士都把这丧权辱国的愤怒化作污水泼向了他。佛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对李鸿章面言，则是：我不当“汉奸”，谁当“汉奸”？
无怪乎梁任公感叹：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也。甚至“翘李鸿章以示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除了梁任公和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慈禧太后外，李鸿章之知已能有几人？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