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工齡歸零”政策有悖社會倫理
【美国】張小平
我是一名中国政府“工龄归零”政策的“受益者”，一名因在中国“工龄归零”，养老无望而不得不移民美国的人。对于“工龄归零”，我感慨万端，哀怨满腹。今天我要与读者诸君共商量，这个政策是否通人情，达天理？那么首先一个问题，什么是“工齡歸零”政策呢？
“工齡歸零”即中國八十年代開放改革伊始，1993年實行“社保”制度之前，已經離開原工作單位的人，均被以“除名”，“自動離職”等名義取消工齡的一項政策，取消工龄，就意味着取消了你的退休金。這項有悖中國“老有所養”社會倫理的政策，令不少曾對社會做過貢獻的老人傷透了心。據2015年兩會報導：今年兩會對養老保險定了調，“養老保險要三條腿走路，不能只依靠政府”，這個基調是否意味着，这是对正在奔走呼籲美國華人在華退休權益者潑冷水，放冷話呢？
类似我这样被“工龄归零”的华人华侨老人在美国有一大批，我们都在中国工作过多年，到老了却拿不到在中国应得的退休金。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呢？
眾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66個春秋，与共和國同齡的一代人業已步入人生耄耋晚年，這一代人在隆隆戰火炮聲中出生，出生後遇上戰後重建“嬰兒潮”，當時执政的毛泽东主席不納專家馬寅初忠言，一味鼓吹“人多力量大”，人口毫無計劃節制地自我繁衍，從國民黨時期的人口四億，一躍而至六億，人口的增長率达50%，生產資料再生產不同步，所有企業公私合營，全國六億人口的穿衣吃飯包括就業都被國家控制，以致弊端冒尖就業出現危機，政府不得不從五十年代開始鼓勵知識青年回鄉就業，美其名曰；“農村是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在那里大有作為”，至六十年代末期，形成14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其中文革中期集中被迫遷往農村的城市青年達400萬，這批青年便是后來被社會稱為“老三屆”的下乡知青。這批風華正茂，正在求知年龄却被迫離家下鄉的十七，八歲的青年，不僅失去繼續讀書學習技能或更进一步深造的機會，更為领导人的社會主義革命空想买单，在封閉的農村戰天斗地，揮汗撒淚，短者一兩年，長者上十年，甚至從此長住廣闊天地。這批人后来在鄧小平一句“讓孩子們回來吧”的指示下，陸續各自回城就業，政府對于他們在農村的工齡及農齡予以承認，其時已是七十年代。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国门打开，這批回城的50后，60后中許多人，或依親靠友，或出國留學，或進修訪問，成為了共產黨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的海外新移民。他们又被人称为“洋插队”。无论是“土插队”还是“洋插队”，其实都意味着艰苦。这群人在他們的青年時期下鄉，中年時期出國，大部份人的国内工齡都在10至20年左右。这些人就是今天我们在美华侨华人诉求中国退休金人员的主体。在中国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沒有社會福利說法的，因八十年代之前，中國是計劃經濟社會，實施的是低工资高就业，提倡人人有飯吃，個個有衣穿的“平均主義”勞動分配制度，那個年代沒有任何人家有餘錢，一年辛勞之餘所積攢的閒錢，不夠買一輛自行車，能戴塊手錶在眾人面前就已顯得很光鮮，那時期根本不存在存錢“防老”的问题，政府屢屢對人民許願“老有所養”，因為社會主義乃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共產主義理想崇尚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如禮記“大同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保證我們“老有所養”是共產黨建政對人民的承諾，所以当时出国的华人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老有所养不是一个问题。根本料不到后来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一觉醒来，当局的承诺已经不作数，工龄归零，没有退休金，这才造成了我们这批申诉人。
看至此，可能有人要问，那些八十年代出國的新移民为什么要出国呢？在国内有一份工作，老老实实干到退休，不就没什么“工龄归零”的问题了吗？
与一百多年前下南洋，被賣“豬仔”漂洋過海到美國舊金山挖礦的華工一樣，移居海外的新一代華僑，無論各人當初出國的途徑如何，歸根結蒂，一個理由是為了求生存求发展，根據1980年中國制定的國籍法：中國公民有定居國外，自願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自由。他們的選擇是合法的。談及謀求生存，有些國人不理解，他們在國內就沒法生存嗎？這又回到人之初的話題，須知人与自然界的動物的不同之處，人并不是僅僅為了活着而活着，活着也不是僅僅為了生兒育女繁衍生殖，人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正是这种理想和抱负，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八十年代出国的这一代人，他们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失去太多的机遇，升學求知的時候遇上文革政治運動，遇就業危機“被上山下鄉”，因人口過剩被“計劃生育”，在人的有限生命階段，生存價值的基本權利一一失落，故借開放改革春風一度的機會，不甘於現狀又有机会出国者，走出國門谋发展，提升自身價值发挥个人才能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雖則如此，他們的“洋插队”異鄉故事也是催人淚落，生活在他鄉的新移民，不僅需要克服語言困難，遘通障礙，文化差異，還要忍受其他族裔的岐視不解，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不少的人会问，你们不是在美国有养老金吗？为什麼还要到中国来领？别贪心不知足！君不知，国外都是根据你在那里工作的年头，所交养老保险的多少来发退休金，我们这些人，因为来美晚，工作年头少，工资低因而所交养老保险少等原因而導致在美國得不到足夠維持生活的養老金。中国那份退休金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维持退休生活的一部分。
就我個人而言，我是2003年元月我54岁时移民美國的，至今已有十二年，當年我就是因在中国已到退休年龄，却被工龄归零，退休金无望，为生存需求而選擇出國的。记得当年開放改革首先從廣東開始，我就在那改革的高调呼聲中下了“商海”。以三十年后今天的社會現實，檢測當年的行為正确与否，我只能说我不该輕信政府“開放改革”的政策，我的“勇敢”，說白了是魯莽，其结果是我再次被社會忽悠。如果说文革中“上山下鄉”到海南島，在那個時代是被動的，是完全沒有自主權的無奈選擇，而“下海”經商卻是“自願”，只怪自己经不起忽悠。倘若當時安于現狀，老老實實地呆在辦公室里，一杯開水喝不停，一份報紙看不完，又豈有被除名“工齡歸零”的大禍臨頭。
既然來到美國這個法制規範的國家，在美國工作也已12年，為什麼年屆六十六歲退休年齡，卻還是拿不到社會保險金呢？因為我無論在中國“下海”經營公司，或是來到美國謀生，我都不屬“暴富”一族，當年的公司運作，除了支付員工工資及納稅之外，公司嬴余所剩無几，還要在經濟上支持在德國留學的兒子，而到了美國後由于沒有生意本錢，只能是一名“打工仔”，最初六年在華人報社當記者，其後在公司工作都是靠工薪。在當地華人報社當記者的六年時間，報社是不幫員工交納社保的，這種不為員工交納社保的現象，在美國的一些華人公司中很普遍，雖然根據美國政府的法律，如果雇主不為員工交納社保，是要受到法律的處罰的，但与許多的新移民一樣，因語言障礙難找工作，所以只能“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根據美國社保需交夠十年的規定，我只有“活到老，干到老”，到了可以領取基本養老金的時候，我将是年届七十的古稀老人。
似我這般“活到老，干到老”的人，在海外華僑中不是孤雁現象，可以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出國的華人，被“工齡歸零”造成“老無所養”的現象非常普遍，然而這種現象并不是僑居國造成，因為許多的華人在出國的時候，都已經是四，五十歲的安命之人，尤其是出國留學深造的僑胞，他們走出國門時大都已四十多歲，再在學校里進修深造几年，走入社會工作繳納社保時，時間已經所剩無几，所幸的是美國政府的政策是支持人们去实现他们的抱负，因为美国政府知道人们在实现他们的抱负的同时，国家也就获得更多的利益，取得更大的进步。所以美国政府绝不会做出如“工龄归零”这样的事情来束缚人们的手脚。無論你跳多少次“槽”，工作單位如何地變動，你曾為美国社會做過的貢獻，在電腦記載上一筆也不遺漏，不再會有被“工齡歸零”的賴賬現象，故我们这些来美国的新移民都在美國“而今邁步從頭越”，重新積累社保。我们这批人中还有一个群体，即移民美国后只拿绿卡，始终保持中国国籍，翼望退休后叶落归根回国养老的老人。我曾在回国探亲时与很多呆在国内的这样的老人谈论起华侨养老问题，他们多數人的中国工龄比在美国的工龄还长，他们拥有国籍和较长工龄的祖国將其“工齡歸零”，他们一分钱退休金也拿不到；而在非出生地无国藉的美国他们虽能拿到退休金，但因没有入籍且工龄较短本就养老金少，退休后如要叶落归根回国居住的話，所能領取的养老金就更是微薄。所以“老有所養”，何處是“養”途？成了這些人在晚年最糾結的心病。
記得童年的時候，老師為了教育我們這些祖國的花朵給我們灌輸了不少“尊老愛幼”的思想教育，其中一個故事內容大意：遠古時候一個族群被另一個族群追殺，全體族人被迫遷徙，為了減輕負擔，酋長下令把所有的老人全都殺光，其中一個年輕人冒著生命危險，把自己的父親藏在箱子里，帶着父親一起隨族人逃亡，旅途中遇到了無數次的危險殺機，全靠年輕人的父親暗中指點，全族逢凶化吉逃過災難。往事如斯，時光流逝，人類文明進步過程中，如此欺老，殺老的的歷史悲劇自然不會重演。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如美國，加拿大，歐洲，以及前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也包括台灣，“老有所養”的問題，都有非常人性化的政策，美國的佛羅里達州，被公眾喻為老人的天堂，并不僅僅是因為佛州陽光燦爛，空氣清新，沙灘柔軟，或是因為醫療條件軟硬件齊備，服務良好，適合老人在這里退休養老，安享晚年，而是因為佛羅里達州已將“尊老”列入法律：凡對年屆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不敬者，即便是語氣不遜，或行為粗魯傷害老人，都會因不尊敬老人而被送上法庭問罪或處罰。佛州上了年紀的老人很多，百歲老人自駕車去商場，出門逛街并不鮮見，一般老人們因年紀大了，視力不好，或者有些華裔及其他族裔老人因不懂語言，看不懂路標，違反交通规则現象偶有發生，常常耳聞目睹警察對老人執法教育時和語輕聲，柔性執法，倍感在法紀嚴明的資本主義美國，不僅確保老人的合法退休權益，還將“尊敬老人”列入法律，用以規範社會行為，讓老人晚年活得有尊嚴。与當今中國以“工齡歸零”政策，剝奪老人退休權益的行為，形成天壤之別的鮮明對比。
毫不諱言，“工齡歸零”是有悖社會倫理的政策，也是社會文明的一種倒退現象，尤其有悖中華民族“尊老愛幼”的文化傳統核心，古云：“百行孝為先”，倘如一個國家的政策制定，尚且有違人性倫理常情，如此上行下效，民眾又如何自覺傳承民族尊老傳統？2015年的羊年春節，武漢的一位老人，因子女沒有一個回家過年依親，在這千家萬戶開開心心，親人闔家欢喜團圓的日子里，她卻因感到人生再沒意思而投江自盡，其實這位投江自殺的老人才六十七歲，完全还可以多活很多年的。現代社會通訊發達，信息通暢，有時偶在網上看到一些報導老人的文章，了解有些生活在邊遠農村的老人因年老病多，為了不拖累子女生活而走上絕路，其中也不乏才六十來歲的同齡人，令人惻然唏噓。
曾听說中國有些官員如此表示：“養老不能靠政府”，這一種明顯表白卸責態度，在現任政府里還很普遍，養老不能靠政府嗎？我们来看看美国政府是怎么做的。
2014年一月底，在滿六十五歲之前的一週，我去了美国居住地的社保部們，了解我的退休權益，當時主辦人員查了我的資料后歉意地告訴我，因為我的社保還沒有交夠十年，所以我暂不能獲得退休及醫保，我難過地告訴他，因為身體已開始發現不適，而現在的工資又很低，沒法交納醫療費，他很肯定地告訴我，你可以去找州政府相關部門，州政府必須管！
2014年2月8日六十五歲生日后，我的身體就奇怪地似一台長年運轉的機器，開始不斷地出現“狀況”，首先，我不能再像以往那樣長時間的坐在電腦前工作，坐的時間久了就兩腿腫脹，其次，眼力也不好了，而最讓我憂慮的是腸胃消化不正常，導致夜夜失眠，人一天比一天地消瘦，臉色也一天比一天地黃，這些從前沒有發生過的症狀，都令我憂鬱不堪，想當年從上山下鄉到回城，從回城再到“下海”，我所以這麼的能“蹦噠”，不外乎是因為有個不錯的身體，從沒有任何慢性疾病纏身，“少年不識愁滋味”，而今至此，才恍然明白，各國政府为什么都從法律上把六十五歲作為退休年齡界定，乃因大自然規律，人力不可逆轉啊。
2014年11月22日，經腸胃鏡檢查，我的確是腸道出現了問題，醫生意見必須要作手術切除，否則將會面臨癌變的后果，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2015年2月2日，也就是我六十六歲生日的前一週，我住進了醫院接受手術治療，所有的治療費用，包括住院費及伙食費，經了解合計約六萬美元，因為符合美國政府享低收入老年醫療保險條件，美國政府為我“埋單”，這是我此生想也想不到的事情，居然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假如此時此刻身處中國，我會有此幸運嗎？
答案是否定的，為甚麼如此肯定？
不僅是因為听說了太多的官員多冷漠的傳聞，使我對那個政府沒信心，而且是因為比我年幼三歲的親弟弟，就在廣州舉辦亞運會的2010年那一年因患肝癌去世了，弟弟也是一位老三屆，与我一樣曾經“上山下鄉”去過海南，回城后在廣州文沖船廠工作，因開放改革“下海”，被“工齡歸零”，其後工作不穩定沒收入，有病怕花錢不敢去醫院治療，結果一拖再拖，病發的時候已是肝癌晚期，弟弟去世的時候尚不足六十歲，因不是壽終正寝，按民間傳統只能開個“送別會”，站在弟弟的遺體前，我傷心欲絕自責至今，假如當年不是我這個大姐帶頭“下海”，何致弟弟“工齡歸零”，失去一切勞保福利如此早逝？當時廣州政府為了亞運順利召開，撥了一筆社會救濟款，發放給本市的困難戶以穩定人心，弟媳几經周折悲傷流淚，才從街道辦事處獲取到這筆微薄的救濟金，而弟弟當時治病的費用，是靠另兩個弟弟籌集，其去世后的喪葬費用，則靠八十多歲的老母親退休金支付，白頭人送黑頭人，乃人生之最不幸，而老母親不幸之更不幸，是后事處理的費用，還是白頭人為黑頭人支付。
有位僑胞听說後，情不自禁地對我說：“你在中國沒有養老金，在美國工資收入又這麼低，我覺得你也很可憐”！
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朗咸平曾說此話：中國的很多改革是圈錢，撈錢和推卸責任，這句話令我這“過來人”感觸良深，也頗為認同，朗咸平說：在民生領域的改革中，“房改了買不起房，醫改了看不起病，教改了上不起學”，我則想再加上一句，開放改革對一代人實施“工齡歸零”政策，把“老有所養”的責任也推卸給社會及個人了。
我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共和國”同齡人，生在紅旗下，泡在甜水中，從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熱愛祖國，熱愛黨”，數典忘祖的事是絕做不出來的，無論當年響應祖國號召“上山下鄉”，還是其後回城在廠里工作，都一直是頭勤奮努力的“牛”，從小所接受的“大同理念”，期望“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中，令我在美國十二年，從沒有做過一宗對不起祖國的事，從2003年到2009年期間，因在報社當記者的工作關係，在華僑社區里為僑胞解困度難做了很多的事，十二年來，無論是中國的四川地震，還是美國的卡翠娜颶風風災，中美兩國人民那方有難，我都自覺地，主動地，獻出過自己的一份微薄心意，為了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交好，我默默地自覺為民族耕耘福田，海外僑胞与祖國心連心，其中也跳動着我的一顆心。
從我在美國的親身經歷，耳聞目睹，深深地感到，無論美國人民，還是中國人民，“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养”乃百姓千百年来所追求的“夢”，我們這一代人曾經有過幸福的童年，為社會主義理想大廈添磚加瓦的建設中，都曾有過我們的汗馬功勞，祖國日益強大雄踞世界強國的路上，我們每位新海外華僑都曾是那小小的一塊“鋪路石”，無論身在祖國還是在外鄉，都默默地与祖國人民心連心。在此我也大聲地疾呼，請中國政府參照美國及其他文明國家的社保制度，不要再以養老金缺口大，作為推搪責任的理由，寒了与共和國同齡的老人心！把我們曾經對社會作過貢獻的權益還給我們！让中国梦比美国梦更美！
2015年5月5日
诉求在中国退休权益北美华人华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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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張小平
我是一名中国政府“工龄归零”政策的“受益者”，一名因在中国“工龄归零”，养老无望而不得不移民美国的人。对于“工龄归零”，我感慨万端，哀怨满腹。今天我要与读者诸君共商量，这个政策是否通人情，达天理？那么首先一个问题，什么是“工齡歸零”政策呢？
“工齡歸零”即中國八十年代開放改革伊始，1993年實行“社保”制度之前，已經離開原工作單位的人，均被以“除名”，“自動離職”等名義取消工齡的一項政策，取消工龄，就意味着取消了你的退休金。這項有悖中國“老有所養”社會倫理的政策，令不少曾對社會做過貢獻的老人傷透了心。據2015年兩會報導：今年兩會對養老保險定了調，“養老保險要三條腿走路，不能只依靠政府”，這個基調是否意味着，这是对正在奔走呼籲美國華人在華退休權益者潑冷水，放冷話呢？
类似我这样被“工龄归零”的华人华侨老人在美国有一大批，我们都在中国工作过多年，到老了却拿不到在中国应得的退休金。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呢？
眾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66個春秋，与共和國同齡的一代人業已步入人生耄耋晚年，這一代人在隆隆戰火炮聲中出生，出生後遇上戰後重建“嬰兒潮”，當時执政的毛泽东主席不納專家馬寅初忠言，一味鼓吹“人多力量大”，人口毫無計劃節制地自我繁衍，從國民黨時期的人口四億，一躍而至六億，人口的增長率达50%，生產資料再生產不同步，所有企業公私合營，全國六億人口的穿衣吃飯包括就業都被國家控制，以致弊端冒尖就業出現危機，政府不得不從五十年代開始鼓勵知識青年回鄉就業，美其名曰；“農村是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在那里大有作為”，至六十年代末期，形成14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其中文革中期集中被迫遷往農村的城市青年達400萬，這批青年便是后來被社會稱為“老三屆”的下乡知青。這批風華正茂，正在求知年龄却被迫離家下鄉的十七，八歲的青年，不僅失去繼續讀書學習技能或更进一步深造的機會，更為领导人的社會主義革命空想买单，在封閉的農村戰天斗地，揮汗撒淚，短者一兩年，長者上十年，甚至從此長住廣闊天地。這批人后来在鄧小平一句“讓孩子們回來吧”的指示下，陸續各自回城就業，政府對于他們在農村的工齡及農齡予以承認，其時已是七十年代。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国门打开，這批回城的50后，60后中許多人，或依親靠友，或出國留學，或進修訪問，成為了共產黨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的海外新移民。他们又被人称为“洋插队”。无论是“土插队”还是“洋插队”，其实都意味着艰苦。这群人在他們的青年時期下鄉，中年時期出國，大部份人的国内工齡都在10至20年左右。这些人就是今天我们在美华侨华人诉求中国退休金人员的主体。在中国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沒有社會福利說法的，因八十年代之前，中國是計劃經濟社會，實施的是低工资高就业，提倡人人有飯吃，個個有衣穿的“平均主義”勞動分配制度，那個年代沒有任何人家有餘錢，一年辛勞之餘所積攢的閒錢，不夠買一輛自行車，能戴塊手錶在眾人面前就已顯得很光鮮，那時期根本不存在存錢“防老”的问题，政府屢屢對人民許願“老有所養”，因為社會主義乃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共產主義理想崇尚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如禮記“大同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保證我們“老有所養”是共產黨建政對人民的承諾，所以当时出国的华人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老有所养不是一个问题。根本料不到后来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一觉醒来，当局的承诺已经不作数，工龄归零，没有退休金，这才造成了我们这批申诉人。
看至此，可能有人要问，那些八十年代出國的新移民为什么要出国呢？在国内有一份工作，老老实实干到退休，不就没什么“工龄归零”的问题了吗？
与一百多年前下南洋，被賣“豬仔”漂洋過海到美國舊金山挖礦的華工一樣，移居海外的新一代華僑，無論各人當初出國的途徑如何，歸根結蒂，一個理由是為了求生存求发展，根據1980年中國制定的國籍法：中國公民有定居國外，自願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自由。他們的選擇是合法的。談及謀求生存，有些國人不理解，他們在國內就沒法生存嗎？這又回到人之初的話題，須知人与自然界的動物的不同之處，人并不是僅僅為了活着而活着，活着也不是僅僅為了生兒育女繁衍生殖，人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正是这种理想和抱负，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八十年代出国的这一代人，他们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失去太多的机遇，升學求知的時候遇上文革政治運動，遇就業危機“被上山下鄉”，因人口過剩被“計劃生育”，在人的有限生命階段，生存價值的基本權利一一失落，故借開放改革春風一度的機會，不甘於現狀又有机会出国者，走出國門谋发展，提升自身價值发挥个人才能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雖則如此，他們的“洋插队”異鄉故事也是催人淚落，生活在他鄉的新移民，不僅需要克服語言困難，遘通障礙，文化差異，還要忍受其他族裔的岐視不解，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不少的人会问，你们不是在美国有养老金吗？为什麼还要到中国来领？别贪心不知足！君不知，国外都是根据你在那里工作的年头，所交养老保险的多少来发退休金，我们这些人，因为来美晚，工作年头少，工资低因而所交养老保险少等原因而導致在美國得不到足夠維持生活的養老金。中国那份退休金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维持退休生活的一部分。
就我個人而言，我是2003年元月我54岁时移民美國的，至今已有十二年，當年我就是因在中国已到退休年龄，却被工龄归零，退休金无望，为生存需求而選擇出國的。记得当年開放改革首先從廣東開始，我就在那改革的高调呼聲中下了“商海”。以三十年后今天的社會現實，檢測當年的行為正确与否，我只能说我不该輕信政府“開放改革”的政策，我的“勇敢”，說白了是魯莽，其结果是我再次被社會忽悠。如果说文革中“上山下鄉”到海南島，在那個時代是被動的，是完全沒有自主權的無奈選擇，而“下海”經商卻是“自願”，只怪自己经不起忽悠。倘若當時安于現狀，老老實實地呆在辦公室里，一杯開水喝不停，一份報紙看不完，又豈有被除名“工齡歸零”的大禍臨頭。
既然來到美國這個法制規範的國家，在美國工作也已12年，為什麼年屆六十六歲退休年齡，卻還是拿不到社會保險金呢？因為我無論在中國“下海”經營公司，或是來到美國謀生，我都不屬“暴富”一族，當年的公司運作，除了支付員工工資及納稅之外，公司嬴余所剩無几，還要在經濟上支持在德國留學的兒子，而到了美國後由于沒有生意本錢，只能是一名“打工仔”，最初六年在華人報社當記者，其後在公司工作都是靠工薪。在當地華人報社當記者的六年時間，報社是不幫員工交納社保的，這種不為員工交納社保的現象，在美國的一些華人公司中很普遍，雖然根據美國政府的法律，如果雇主不為員工交納社保，是要受到法律的處罰的，但与許多的新移民一樣，因語言障礙難找工作，所以只能“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根據美國社保需交夠十年的規定，我只有“活到老，干到老”，到了可以領取基本養老金的時候，我将是年届七十的古稀老人。
似我這般“活到老，干到老”的人，在海外華僑中不是孤雁現象，可以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出國的華人，被“工齡歸零”造成“老無所養”的現象非常普遍，然而這種現象并不是僑居國造成，因為許多的華人在出國的時候，都已經是四，五十歲的安命之人，尤其是出國留學深造的僑胞，他們走出國門時大都已四十多歲，再在學校里進修深造几年，走入社會工作繳納社保時，時間已經所剩無几，所幸的是美國政府的政策是支持人们去实现他们的抱负，因为美国政府知道人们在实现他们的抱负的同时，国家也就获得更多的利益，取得更大的进步。所以美国政府绝不会做出如“工龄归零”这样的事情来束缚人们的手脚。無論你跳多少次“槽”，工作單位如何地變動，你曾為美国社會做過的貢獻，在電腦記載上一筆也不遺漏，不再會有被“工齡歸零”的賴賬現象，故我们这些来美国的新移民都在美國“而今邁步從頭越”，重新積累社保。我们这批人中还有一个群体，即移民美国后只拿绿卡，始终保持中国国籍，翼望退休后叶落归根回国养老的老人。我曾在回国探亲时与很多呆在国内的这样的老人谈论起华侨养老问题，他们多數人的中国工龄比在美国的工龄还长，他们拥有国籍和较长工龄的祖国將其“工齡歸零”，他们一分钱退休金也拿不到；而在非出生地无国藉的美国他们虽能拿到退休金，但因没有入籍且工龄较短本就养老金少，退休后如要叶落归根回国居住的話，所能領取的养老金就更是微薄。所以“老有所養”，何處是“養”途？成了這些人在晚年最糾結的心病。
記得童年的時候，老師為了教育我們這些祖國的花朵給我們灌輸了不少“尊老愛幼”的思想教育，其中一個故事內容大意：遠古時候一個族群被另一個族群追殺，全體族人被迫遷徙，為了減輕負擔，酋長下令把所有的老人全都殺光，其中一個年輕人冒著生命危險，把自己的父親藏在箱子里，帶着父親一起隨族人逃亡，旅途中遇到了無數次的危險殺機，全靠年輕人的父親暗中指點，全族逢凶化吉逃過災難。往事如斯，時光流逝，人類文明進步過程中，如此欺老，殺老的的歷史悲劇自然不會重演。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如美國，加拿大，歐洲，以及前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也包括台灣，“老有所養”的問題，都有非常人性化的政策，美國的佛羅里達州，被公眾喻為老人的天堂，并不僅僅是因為佛州陽光燦爛，空氣清新，沙灘柔軟，或是因為醫療條件軟硬件齊備，服務良好，適合老人在這里退休養老，安享晚年，而是因為佛羅里達州已將“尊老”列入法律：凡對年屆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不敬者，即便是語氣不遜，或行為粗魯傷害老人，都會因不尊敬老人而被送上法庭問罪或處罰。佛州上了年紀的老人很多，百歲老人自駕車去商場，出門逛街并不鮮見，一般老人們因年紀大了，視力不好，或者有些華裔及其他族裔老人因不懂語言，看不懂路標，違反交通规则現象偶有發生，常常耳聞目睹警察對老人執法教育時和語輕聲，柔性執法，倍感在法紀嚴明的資本主義美國，不僅確保老人的合法退休權益，還將“尊敬老人”列入法律，用以規範社會行為，讓老人晚年活得有尊嚴。与當今中國以“工齡歸零”政策，剝奪老人退休權益的行為，形成天壤之別的鮮明對比。
毫不諱言，“工齡歸零”是有悖社會倫理的政策，也是社會文明的一種倒退現象，尤其有悖中華民族“尊老愛幼”的文化傳統核心，古云：“百行孝為先”，倘如一個國家的政策制定，尚且有違人性倫理常情，如此上行下效，民眾又如何自覺傳承民族尊老傳統？2015年的羊年春節，武漢的一位老人，因子女沒有一個回家過年依親，在這千家萬戶開開心心，親人闔家欢喜團圓的日子里，她卻因感到人生再沒意思而投江自盡，其實這位投江自殺的老人才六十七歲，完全还可以多活很多年的。現代社會通訊發達，信息通暢，有時偶在網上看到一些報導老人的文章，了解有些生活在邊遠農村的老人因年老病多，為了不拖累子女生活而走上絕路，其中也不乏才六十來歲的同齡人，令人惻然唏噓。
曾听說中國有些官員如此表示：“養老不能靠政府”，這一種明顯表白卸責態度，在現任政府里還很普遍，養老不能靠政府嗎？我们来看看美国政府是怎么做的。
2014年一月底，在滿六十五歲之前的一週，我去了美国居住地的社保部們，了解我的退休權益，當時主辦人員查了我的資料后歉意地告訴我，因為我的社保還沒有交夠十年，所以我暂不能獲得退休及醫保，我難過地告訴他，因為身體已開始發現不適，而現在的工資又很低，沒法交納醫療費，他很肯定地告訴我，你可以去找州政府相關部門，州政府必須管！
2014年2月8日六十五歲生日后，我的身體就奇怪地似一台長年運轉的機器，開始不斷地出現“狀況”，首先，我不能再像以往那樣長時間的坐在電腦前工作，坐的時間久了就兩腿腫脹，其次，眼力也不好了，而最讓我憂慮的是腸胃消化不正常，導致夜夜失眠，人一天比一天地消瘦，臉色也一天比一天地黃，這些從前沒有發生過的症狀，都令我憂鬱不堪，想當年從上山下鄉到回城，從回城再到“下海”，我所以這麼的能“蹦噠”，不外乎是因為有個不錯的身體，從沒有任何慢性疾病纏身，“少年不識愁滋味”，而今至此，才恍然明白，各國政府为什么都從法律上把六十五歲作為退休年齡界定，乃因大自然規律，人力不可逆轉啊。
2014年11月22日，經腸胃鏡檢查，我的確是腸道出現了問題，醫生意見必須要作手術切除，否則將會面臨癌變的后果，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2015年2月2日，也就是我六十六歲生日的前一週，我住進了醫院接受手術治療，所有的治療費用，包括住院費及伙食費，經了解合計約六萬美元，因為符合美國政府享低收入老年醫療保險條件，美國政府為我“埋單”，這是我此生想也想不到的事情，居然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假如此時此刻身處中國，我會有此幸運嗎？
答案是否定的，為甚麼如此肯定？
不僅是因為听說了太多的官員多冷漠的傳聞，使我對那個政府沒信心，而且是因為比我年幼三歲的親弟弟，就在廣州舉辦亞運會的2010年那一年因患肝癌去世了，弟弟也是一位老三屆，与我一樣曾經“上山下鄉”去過海南，回城后在廣州文沖船廠工作，因開放改革“下海”，被“工齡歸零”，其後工作不穩定沒收入，有病怕花錢不敢去醫院治療，結果一拖再拖，病發的時候已是肝癌晚期，弟弟去世的時候尚不足六十歲，因不是壽終正寝，按民間傳統只能開個“送別會”，站在弟弟的遺體前，我傷心欲絕自責至今，假如當年不是我這個大姐帶頭“下海”，何致弟弟“工齡歸零”，失去一切勞保福利如此早逝？當時廣州政府為了亞運順利召開，撥了一筆社會救濟款，發放給本市的困難戶以穩定人心，弟媳几經周折悲傷流淚，才從街道辦事處獲取到這筆微薄的救濟金，而弟弟當時治病的費用，是靠另兩個弟弟籌集，其去世后的喪葬費用，則靠八十多歲的老母親退休金支付，白頭人送黑頭人，乃人生之最不幸，而老母親不幸之更不幸，是后事處理的費用，還是白頭人為黑頭人支付。
有位僑胞听說後，情不自禁地對我說：“你在中國沒有養老金，在美國工資收入又這麼低，我覺得你也很可憐”！
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朗咸平曾說此話：中國的很多改革是圈錢，撈錢和推卸責任，這句話令我這“過來人”感觸良深，也頗為認同，朗咸平說：在民生領域的改革中，“房改了買不起房，醫改了看不起病，教改了上不起學”，我則想再加上一句，開放改革對一代人實施“工齡歸零”政策，把“老有所養”的責任也推卸給社會及個人了。
我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共和國”同齡人，生在紅旗下，泡在甜水中，從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熱愛祖國，熱愛黨”，數典忘祖的事是絕做不出來的，無論當年響應祖國號召“上山下鄉”，還是其後回城在廠里工作，都一直是頭勤奮努力的“牛”，從小所接受的“大同理念”，期望“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中，令我在美國十二年，從沒有做過一宗對不起祖國的事，從2003年到2009年期間，因在報社當記者的工作關係，在華僑社區里為僑胞解困度難做了很多的事，十二年來，無論是中國的四川地震，還是美國的卡翠娜颶風風災，中美兩國人民那方有難，我都自覺地，主動地，獻出過自己的一份微薄心意，為了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交好，我默默地自覺為民族耕耘福田，海外僑胞与祖國心連心，其中也跳動着我的一顆心。
從我在美國的親身經歷，耳聞目睹，深深地感到，無論美國人民，還是中國人民，“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养”乃百姓千百年来所追求的“夢”，我們這一代人曾經有過幸福的童年，為社會主義理想大廈添磚加瓦的建設中，都曾有過我們的汗馬功勞，祖國日益強大雄踞世界強國的路上，我們每位新海外華僑都曾是那小小的一塊“鋪路石”，無論身在祖國還是在外鄉，都默默地与祖國人民心連心。在此我也大聲地疾呼，請中國政府參照美國及其他文明國家的社保制度，不要再以養老金缺口大，作為推搪責任的理由，寒了与共和國同齡的老人心！把我們曾經對社會作過貢獻的權益還給我們！让中国梦比美国梦更美！
2015年5月5日
诉求在中国退休权益北美华人华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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